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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

“也许他有一个朋友，他在那里睡觉。”

“希望如此啊。”

我不停地想办法探寻发生的事情——不仅是对尼克，而且是对被他完全占据的我们的生活。有小孩子们在身边时，我总是小心翼翼，然而对凯伦却总是恶声恶气。大多数情况下，她容忍我爆发的愤怒和苦恼，但有时，她受不了我和我对尼克的全神贯注。这并不是因为她不理解，然而有时感觉厌烦透了，因为这一切是无止境的。我睡得不多，她半夜醒来，发现我在起居室里盯着壁炉里昏暗的火光。我坦白自己睡不着，因为我无法想象尼克流落在旧金山街头的画面，想象他受了伤，陷入麻烦之中，奄奄一息……

“我明白，”她说，“我也一样。”我们第一次一起哭泣。

随着绝望的逐渐加剧，我想要并且需要知道他没事，于是，在一个寒冷阴沉的早晨，明知自己是在做傻事，我还是开车跨过金门大桥，计划去黑特和米逊区侦查，我怀疑尼克可能会在那一带出现。我漫无目的地驶过米逊，穿过市中心，把车泊在阿什伯里，出发走下黑特街。我钻进他最喜欢的唱片店阿米巴，在咖啡馆和书店里窥视。

不顾中产阶级化，黑特街依旧保留着它1960年代的古怪风格，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燃烧大麻的味道。逃离者——染发的、图腾的、扎染的、针印的、沉醉的——在门道里闲荡。“街道上的孩子们仍然抓住黑特阿什伯里的幻想不放，但那已经不再是关于和平和爱情。”尼克曾经说过，“它是关于朋克族音乐、懒惰和毒品。”我曾经听一个康复中的瘾君子描述她的前男友，它令我想起了这些孩子们：“他有着黑色的指甲，开着一部灵车，周身上下都在大声呼喊着：‘看看我，看看我。’当你看着他时，他会厉声喝道：‘你他妈的看谁呀？’”如果你赞成毒瘾是一种疾病的观点，那么你会大吃一惊地发现这些孩子中有多少人——妄想、焦虑、受伤、颤抖、憔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有精神病的——而且病情严重，正在慢慢死去。如果这些孩子得的是任何其他疾病的话，我们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场面存在。他们会在医院里，而不是在街上。

我走近一个独自坐在一张长凳上的女孩，她消瘦而憔悴，裹着一件脏兮兮的法国水手衫。走得更近一些后，我看见那些明显的冰毒痕迹——紧张的下巴、颤动的身体。我作了自我介绍，她往后退缩着。

“你是警察吗？”

我说不是，但告诉她是警察指引我来找她的。我指了指正在离开的那个警察，她好像放松了。

“他很酷。”她说，“他只是在你惹麻烦或在游乐场里有小孩子的地方吸毒时才斥责你。”她指了指。我当然知道那个游乐场，尼克曾经在那里扮演过特工。

第三部　无论如何（6）

闲聊了一会儿后，我告诉她尼克的事，问她认不认识他。她问我他长得什么样，我回答了，她摇了摇头说：“那听起来像我认识的一半伙计。如果他不想让人找到的话，你是找不到他的。”

“你饿了吗？我这会儿没什么事要做，我想也许可以去吃点儿什么。”

她点了点头说：“当然。”于是我们走到麦当劳，在那里，她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芝士汉堡。

“我一直在吃冰毒食谱。”她说。

我想知道她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她说话的声音细若蚊蚋、吞吞吐吐，回答着我的问题。

“我以前不是个惹麻烦的人，”她认真地说，“我以前是个可爱的孩子。”

一个男孩在她十四岁的时候，给了她冰毒，那是五年前。她咕噜咕噜地喝着苏打水，然后在座位上前后摇摆，补充道，“冰毒……尽管我知道事情是多么的糟糕，但如果我有机会重新开始的话，我还会这样做——没有毒品我活不下去，我不想这样活下去。你想象不到过瘾的时候是多么过瘾呢，我生活中需要这个！”

她从可口可乐杯里拨出几块冰，放到桌上，用手指头轻轻一弹，看着它们在塑料上滑过。她告诉我她父亲是个银行家，母亲是个地产代理商，他们住在俄亥俄州，在她成长起来的房子里。“它是白色的，玫瑰，栅栏——梦幻花园。”她说。她第一次离家出走与朋友一起坐顺风车到旧金山时，父母雇了一个私家侦探来找她。那个侦探追踪她到了一个无家可归人员收容所，劝她和他一起回去。回到家里，父母把她带到医院去戒冰毒瘾。“那是地狱，我只想一死了之。”

她偷了一罐安定，被放出来的那一天，过量地吞食了它。等她恢复过来以后，她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