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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至1938年3月，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央执委会正式向大会提议设置“总裁”，使政党有“稳固之重心”，会议制随之废除，“一元化领袖制”相继确立。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这就是蒋介石所奉行的有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在确保党和领袖独裁的基础上，部分推行“专家治国”路线，使之带上“开明专制”的色彩。1932年11月，蒋介石设立国防计划委员会，由他直接领导。除了秘书长翁文灏，副秘书长钱昌照是一位留学英国的经济学家，整个50人的班子，都是学术界中有影响的人物。1935年底，蒋介石自任行政院长，翁文灏为行政院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独立评论》圈子中的著名人物，几乎全数为蒋介石的“人才内阁”所网罗，如吴鼎昌作实业部长，王世杰任###长，蒋廷黻任政务处长及行政院副手，张嘉璈任铁道部长，蒋作宾任新内政部长，丁文江进入翁文灏当主席的政府委员会里当顾问。随后，连胡适本人也随同这批主张独裁的朋友一起，穿起“朝服”来了。当廷臣和当学者是很不一样的。像宪法学家，北###学教授王世杰博士，曾经在《东方杂志》发表过鼓吹工人有###和团体契约权的文章，表达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一俟担任法制局局长以后，便起草《暂时反革命治罪法》、《劳资争议处理法》，不能不为统治阶级辩护了。中国的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比邻而居，免不了串门子，以致成为一家子。

4。“奴才房间的反对派”

英国学者波兰尼说：“即使一个公共权力原来是以恐怖为基础的，它也不可能不通过说教来补充它的强制力；为了控制其人民而培养的思想，也会不可避免地对统治者自己的行为取得某种程度的优势。”1934年，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动有名的“新生活运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随后，由陈果夫、陈立夫等推向全国，成为全国性的政治思想运动。这一运动旷日持久，一直延至抗战胜利，高潮是1934年至1935年。显然，蒋介石并不满足于要求统率党政军三界的领袖地位，而企图超越其上，进一步成为国###动中的权威。他又称“新生活运动”为“社会建设”，强调“生活军事化”，试图通过法西斯运动的宣传手段，把传统道德与法西斯主义的纪律与忠诚的混合体传播到城市群众中，尤其是青年中去。所以，新生活运动在汉学家那里，又被称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国民党版”。

胡适晚年有一封信致蒋介石，在回顾国民党结束大陆统治的历史时，他指出失败的原因是，“根本上因党政军，大权集于一人，一切补救方法，都不能打破这‘###’的局面，也都不能使国民党本身发生真正有效的改革。”美国历史学者石约翰认为，创立并维持这种现代专制制度与蒋介石的长期军旅生涯有关。他分析说，“作为孙中山的继承人和国民党的领导人，他并非简单的、只是另一个军阀。但他基本上不是一个文明的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能把军事力量与革命有效地结合起来的领导人。结果，他总是更多地想自上而下地控制社会，而不是动员觉醒民众的力量来复兴国家。”其实，“###”必然导致领袖独裁，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个人的经历和品质问题，与少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满足现状的统治精英的素质也关系不大。美国学者兰比尔·沃拉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观察，视野则开阔得多。他指出：“国民党在接受苏联的援助后布尔什维化了，转而反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党现在可以向传统妥协，确认国家比个人重要，保护个人的民主权利（在这里也就是民主的目的）得让位于使国家统一和强盛的目标，它主张由一个党实行家长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把党（像历来的皇帝）置于国家之上。”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背景拒绝了自由民主模式，有效地扼杀了‘五四’时代露出的这一弱小的具有个人倾向的民主运动。”

关于五四精神的蜕变，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胡适是看得清楚的。1935年5月，他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这样说：“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因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生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可是，在论战中，当他为民主争辩的时候，着眼点仍然在国家，而不是个人。他认为，中国人民是无知无能的一群，所以应当有“幼稚园式的政府”，实际上脱不掉“训政”的思路。对于独裁，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只是对“成功”与否没有把握；在他看来，成功的独裁“亟需高度的智力和技术”，而这恰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