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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现在不能有真正的革命，得先经过一段新的专制，把国家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胡适接连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和《再论建国与专制》两篇文章进行反驳，主张民主宪政。蒋廷黻写了回应文章，坚称“民主宪政不可行”，“惟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吴景超发表《革命与建国》作为声援，突出强调领袖的重要性。胡适发表《政治统一的途径》，反对蒋廷黻和吴景超的“武力统一论”，重弹国会制度的旧调。政治学家钱端升在1933年间还在赞美魏玛民主，此时却转了一个大弯，表示拥护“集权政府”，认为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他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中说：“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陈之迈也承认，在“当前形势”下，集权政府更加适合，更加有效。丁文江接连撰文，认为民主制度“缓不济急”，需要高效的集权政府以取代之，还进一步指出：“惟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他提出的标准是：“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利用目前的困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他还从知识者集团的特定利益出发，说：“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一时间，“新式独裁”论在知识界得到热烈的响应。胡适撰文《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再度强调政府内部的民主操作，反对“新式独裁”，说：“我可以断断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然而，他简直已经为他的朋友所包围，连这样温和的为党国设想的主张，也淹没在一片高唱独裁的嚣声里了。

“领袖独裁制”在国民党学者中拥有更大市场，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创办的《时代公论》主编杨公达公开呼吁“统一党权”，“采取史达林对付托洛斯基，墨索里尼对付尼蒂的手段，不惜放逐异已的别派，举一网而打尽之”，主张由国民党最有力的一派组织“清一色政府”，建立“元首制”。1935年1月，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借文化问题而言政治。宣言打出“现代中国的需要”的幌子，强调“中国本位”，其实是“党本位”。在相关的讨论中，即有人主张“必须实行统制主义”，支持“###”。《汗血月刊》声称：“中国需要独裁，而更需要领袖，有了独裁的中心领袖，然后所有的革命力量可以环绕这个重心而凝结起来，于是党的组织有了中心，革命的力量有了最后的归宿，从此中国便能得到空前的成功。”

在党内，对“领袖独裁制”的鼓吹无疑更为突出。陈立夫、陈果夫创办的《政治评论》月刊倡导“一个主义，一个组织，一个领袖”的口号，力行社被认为是专以拥护蒋介石为党总裁的秘密组织，声称“现在谈复兴中国，谈推进革命，任何说话都是空的，最紧急的任务便是统一党的组织，建立有绝对权威的革命中心领袖。”它发起“中国革命复兴运动”，旨在“强化领导中心，巩固中央政权，促成国家统一”。以黄埔军校学生为核心筹组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大力呼吁实行中央集权控制的新形式。张学良强调说：“在一个统一国家里，必须绝对服从一个领袖的领导，才能够把国家复兴起来。”他推举蒋介石为“最适当之领袖”，并倡议组织“国家社会党”。周毓英积极推广法西斯主义本土化理论，说“社会需要国家主义，法西斯蒂便是最活泼的国家主义。社会需要社会主义，法西斯蒂便是最前进的社会主义。”国民党###张继则赤裸裸地称蒋介石为“中国的希特勒”。1934年3月，全国有20个省市的国民党党部公开敦促蒋介石就任党的总理或总裁。

墨索里尼对希特勒说的“统一与伟大”，是法西斯国家追求的目标，对于中国的众多具有偶像崇拜倾向的人们来说，同样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所以出现一边倒的现象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像胡汉民这样有影响的老党员出面反对个人独裁，其实也都是为了加强一党独裁，并不否认独裁本身。这样，蒋介石就可以放开手脚，在党内外不断增加个人势力，而且可以以党和政府的名义，肆意对国家实行政治宰制了。1932年3月，蒋介石被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