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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其中就有王西彦、魏金枝、柯灵和诗人芦芒等人。而巴金则是上海作协中手屈一指的大作家，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让巴金心里颇感不平的是，造反派们有什么怨恨向他发泄就是了，为什么偏要向自己的妻子发泄呢？他知道作协所有的人都清楚，萧珊尽管在作协所属的《上海文学》中当编辑。可是，她并不是该编辑部的正式成员。萧珊只管为杂志社到各处拉稿子，却不在编辑部里开支。一个只管干工作而不领一分钱工资的女编辑，她会惹得谁人呢？把萧珊的大字报也贴到作协来，实在有些太过份了。巴金心里清楚，有些人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是对萧珊而来，不如说是对他间接发起进攻。炮轰、没炸、千刀万剐，在他看来都不过份。谁让他在建国以后始终站在中国文坛的中央，谁让他的小说《家》在解放以后多年依然是全国亿万读者和观众喜爱的作品呢？谁让他在朝鲜写的一个短篇《团圆》，竟然也那么有影响，拍成电影以后，更加震憾大江南北呢？而且，巴金又有数不清的社会活动，他卓越的文学才能与让文艺界瞻目的社交能力，当然都是引人注目的。

晨曦中不敢与她的目光相遇（1）

巴金来到小会议室。

这里对他来说同样充满着深深的恐怖。两年前的那个夏天，他就是在这里多次接受造反派的审问和批斗。而今天所有内战的烟云都已经廓清了，经过几年“斗批改”的漫长过程，那些当年对夺权和揪斗牛鬼蛇神十分热衷的人们，也都随着全国形势的演变，尤其是林彪去年秋天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大漠上折戟沉沙之后，更多的群众已经厌恶了无休止的斗争。现在，“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尽管仍然没有结束“文革”的迹象，不过巴金还是从面前那七扭八歪的桌椅和前来参加学习廖若晨星的人中，看到了运动行将结束的前兆。

“打倒巴金！”“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巴金？”“巴金的十四卷邪书，就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招魂！”“打倒文艺界的黑老K巴金！”巴金已经有些木纳了，在经过萧珊猝然死去的精神打击过后，从前那潇潇洒洒的作家形象早已不再了。巴金全然不见了1966年夏天以前那翩翩的风度，老人在初秋时节穿一件灰得发白的旧中山装。

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也多了许多皱纹，只是他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面对小会议室里为数有限的几个与会者，巴金透过镜片在定定地打量着那些熟悉的脸孔。

他发现在所有人好象都经历了与他一样的劫难，不论是曾经显赫一时的造反派，还是和同样去奉贤受过锻炼的作家，人人脸上都没有光彩。他知道这是一种倦意，从1966年夏天到1972年秋天，五年多时间过去了，什么样的人会受得了那永无休止的斗争呢？谁还会对在会前读语录、会后牵着几个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的“牛鬼”们示众游街感兴趣呢？

巴金悄悄坐在会议室的一隅。这几年他已经习惯以这种姿态出席作协内外的各种活动，他不再象1966年以前那样，凡是上海作协的活动，他都以德高望重的资格被人客客气气请到前排就座。巴金记得就在五年前的那个苦闷的夏天里，他经历了人生中最难熬的岁月。他好象又看到作协大楼的顶端高高垂悬下来的两条雪白条幅，一条是：“巴金是上海三十年代文艺黑结的总代表！”另一条则是：“向反革命文艺黑线的黑老K——巴金开炮！”

那时刚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会场回到上海作协的巴金，从一个举国敬仰的著名作家，一夜之间变成人人喊打的上海文艺界黑老K，这当然也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开始时他也不习惯这受人揪斗的生活，可是随着作协内部大字报的增多，巴金已从不肯接受这莫须有的罪名，到逐步习惯这种非人的折磨了。他看到许多和他一样无辜的新老作家们，都被先后关进作协的二楼。他们在这特殊的“牛棚”里每天学语录，写检查和到楼下去接受批判。从当年8月开始，巴金就再也没有好日子了。

“我确实应该受受教育，因为我确是地主家庭出身！”在永远休止的批判和揪斗过后，巴金并没有像别人那样气馁与沮丧。他在牛棚里真正做到不说一句不该说的话，不走一步不该走的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只有回到武康路那熟悉的小院时，才会对萧珊倾吐心里的积郁之言。萧珊对他这样过份认真的态度感到惊讶和不解：“先生，你回家里为什么也要说这种话呢？莫非当真有点发傻了吗？”

巴金依然真诚地对妻子说：“蕴珍，我说的都是真话。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