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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借用了武器、技术、机器、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的理解，与其将其置放于一个冷战的历史框架，不如重新放回它漫长的朝代更替中的历史中，这样似乎更容易有头绪。

在中国现代史上，邓小平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兴者，他有着更强的现实感，较少被个人野心所左右，他对于他所服务的国家与组织，充满了忠诚，期待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内部稳固它，而在手段上却又充满了灵活性和开放性。在3年前的一次采访里，历史学家史景迁将邓小平放在过去300年的中国领导人中最出色的行列，是康熙、雍正、曾国藩式的人物，而且“他的强大影响持续了25年，比后两者都要长。”

人们习惯将邓小平视作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设计师。这种评价既低估了他，也误解了中国社会，在没有政治变化的情况下，不会发生纯粹的经济变革。从一开始，邓小平的实验精神就渗透到所有领域。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47篇讲话几乎覆盖了中国改革的每一个方面，其中最引入瞩目的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再阐述，对于党与领导制度的改革，对于军队改革的建议，对于民主与法制的要求，中国在世界应扮演的角色……

十年之后（2）

他大胆地做出了和平是世界主旋律的判断；他进行军队改革，试图使军队职业化，后者在混乱的“文革”时期获得过份强大的影响力；他开始精减机构，推动干部的年轻化，他自己则对个人崇拜毫无兴趣，他没有兴趣担当过多的职位；早在1980年12月，他就支持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口号……在身经一个被最高领导人变幻无常的情绪影响的时代之后，邓小平试图使政治生活制度化，以最大限度地缩小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权力、威望的影响力。

但是什么样的内心情感与思维方式赋予了邓小平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强有力、充满个性的人物，也会对细节印象深刻，他喜欢桥牌、足球、围棋、牛角面包和小熊猫香烟，在会见世界领导人时仍烟不离手，脚边摆上了一个痰盂，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他用孩子般的方式表达对江青的愤怒：“她是个坏女人。”但是对他的个人哲学是什么，我们却知之甚少。事实上，他似乎很少表露这些，总是将个人的态度隐藏于他要推行政策的背后。或者说，他是那样一种领导人，即使身经所有残酷的###，了解所有的政治智慧或者伎俩之后，仍保持着一种单纯的世界观，那些政治上的磨难赋予了他推行这种单纯价值观以韧性和持久的动力。

对邓小平来说，这种单纯价值观来源于他早年的经验，中国要重新获得独立、尊严、秩序。对于身经不间断的政治动荡的他来说，秩序是繁荣的基础，而繁荣则将带来独立与尊严。在他内心深处，西方世界的制裁态度令他联想起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令人不快的历史，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他提到了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而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在邓小平逝世10年之后，中国仍旧是在他的智力与原则的框架下运行，只可惜，他在80年代引发的实验精神却逐渐丢失了，改革与开放则越来越被限定为纯粹经济领域了。自他在1978年掌权之后的30年的中国，像是过去200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意外插曲，既没有面对侵略与屈辱，也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国人回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为物质上的积累而不停劳作。但是，他的遗产中也包括昔日的中兴者一样面临过的问题——既有政权被加固了，但是人们期待着更深层的变革。

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仍未看到对邓小平的深入探讨，不管是他的价值观还是政治智慧，而他所代表的正是中国历史上在专制与社会动荡之间摇摆的中国社会所最缺乏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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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的提问（1）

我依然顽固地去探索祖国历史的秘密，好像从北坡去攀登一个高峰，因为从小这就是我的梦想。

——阿兰·佩雷菲特

那本绿色封皮、356页的《李约瑟游记》，打开了一个我从未想像的世界。那是1942—1946年的中国，她在与日本人对抗中，丢失了大部分土地，民族的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而战争又激发起中国人空前的团结，长期如同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处于获得胜利和重建国家的高涨热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