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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夜晚的莱斯特广场，拥有王府井一样的吵闹与活力。那些将头发染成不同颜色的年轻中国人面孔上流露着自信，他们是新一代的中国移民。在很大的程度上，今日的唐人街与中国形象仍是19世纪末的中国移民塑造的，他们大多来自广东与福建，被生活困顿与社会动荡所迫，来到异乡。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勤奋、节俭与沉默，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武器。他们将中国的苦力、洗衣工、餐馆的日常生活移植到陌生的土地上。而现在，中国正变得强大、富有，被热烈地探讨是否将成为世界新的领导者。新一代前往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拥有知识与技能，他们是律师、银行家、程序员和大学教授，理应重新定义中国的形象，改变唐人街的面貌。香水店一样的中药铺“森”，或许代表了这种未来的潮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越来越发现真正的挑战尚未出现，除去这种形式上的改变和暂时的消费潮流，我们是否应寻找中国人的生活与文化的真正内在价值。我们可以在高楼大厦里开设孔子学院，可以将四川菜连锁化，也可以把旗袍变成晚礼服的一部分，使功夫进入好莱坞，但除去这些符号化的转变，我们是否可以真的发现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活力与连续性，中国人内心世界的丰富与深度——它们值得被全世界所分享。对于这一点，中国人肯定无法获得像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数字那样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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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1）

“当我谈起斯大林与杜鲁门，甚至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他们似乎也可以是拿破仑、凯撒或亚历山大大帝。”在一本新的冷战史的序言里，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这样描绘他给耶鲁大学的2005级学生讲课时的独特感受。课堂里的年轻人大多出生于1984年前后，柏林墙倒塌时，他们才5岁，他们从不同渠道了解冷战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生活，却对于它的真实状况缺乏头绪，就像加迪斯所说的“它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并非全然不同”。

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正在闹哄哄的希思罗机场里思考该如何理解邓小平。这时距离他的去世正好10年，但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面貌已经模糊了。人们的记忆早已变得短暂速朽，真实被想当然地遗忘与忽略，它变成了几个抽象的概念。于是，邓小平总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白猫黑猫”、“中国经济奇迹”、“南巡讲话与市场改革”、“一国两制”联系在一起。但是，谁还能理解这些概念所诞生的语境，和它们的创造者的内心世界。

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总是困难重重，你该如何试图在他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空间中寻找平衡点，如何既理解他的历史性地位，又能够寻找到他的个性与时代间的关系。而且不可避免的，对于他们的解读，总是充满了周恩来对解读法国大革命的著名警告：“现在作出判断，仍为时过早。”

直到74岁时才真正控制掌握国家权力的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坐标中穿梭。一方面，他是20世纪的世界史上当之无愧的巨人。当他与其同伴在1949年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渡江战役时，同代人中只有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等几个人指挥过如此庞大的军队；当他在195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时，世界的政治舞台是由毛泽东、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戴高乐、丘吉尔、尼赫鲁组成的；当他在1978年再次复出后，他的黄金时代才真正到来，他与美国的罗纳德·里根、英国的玛格丽塔·撒切尔（当然，还有伊朗的霍梅尼，他是另一种力量的代表），是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纪的最后25年的塑造者。

但是，将他视作这个被战争、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争夺所笼罩的世纪的代表人物，似乎与真实的他相去甚远。他重新开放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的行动，与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放松管制的措施一起，共同造就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市场的形成。但他不是一个迷恋哈耶克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学说的人，事实上，他对各种名目的意识形态从没有发自内心的兴趣。他经常被视作共产主义路线的修正者，他的成就与命运都比赫鲁晓夫与后来的戈尔巴乔夫都斐然得多。

对于中国的转变，他有着更朴素的理解，在1978年之后的几次出访后，他看到了美国与日本的繁荣，甚至昔日华人居住的殖民地新加坡都绽放出一种特别的生命力。出生于1904年的邓小平，实际上更属于这一种传统——在他们出生时，古老的中国正跌落到声望与自信的谷底，几代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使它重新焕发生机、赢回尊严。他们尝试了各种方式，包括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