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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能有共同准则？”

我们的学者冷静地回答说：“是的。版权保护就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遗产。在这上面，是不能有姓‘资’姓‘社”之分的。资本主义需要版权保护，社会主义同样必须保护版权。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为我们留下版权保护的遗产，这是历史的遗憾；国外资产阶级建立的版权保护制度，作为世界性的遗产，我们也应当继承、吸收、借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把社会主义的版权保护制度建设得更好。我们需要资本主义国家保护中国人的版权，同样，人家的版权，我们也必须尊重。”

“你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

“咱们别扣帽子，让历史来检验吧！”

历史的发展证明，学者的意见是对的。

中国的立法者，绝大多数认识到了版权国际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著作权法草案几经修改，最后在它的“总则”第二条中郑重规定——

“外国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表的，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外国人在境外发表的作品，根据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法保护。”

决定性时刻（1）

·　中国最难产的一部法律问世 ·　任建新披露知识产权立法艰难历程 ·　关键时刻邓小平力排众议 ·　人大常委会表决结果，102：　3 ·　万里委员长庄严宣布：“通过”

1990年9月7日。人民大会堂。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的最后一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草案）进行表决，是这次常委会会议的第一项议程。

从上午8时30分开始，委员们陆续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然后拾级而上，再转乘一次电梯，走进二楼东侧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厅。

会议大厅呈长条状，中间横排的座位是委员席，两侧竖排的座位是旁听席和工作人员席。主席台排在委员席的对面，两侧分别立着两台用于显示表决结果的电视荧屏。主席台上方天蓝色壁布上悬挂着一颗庄严的巨型国徽。一百多名常委面对国徽，将对著作权法草案投上自己的神圣的一票。

表决前那一刻，整个大厅里的气氛显得格外严肃。

著作权法的起草者们，根据各位委员在小组讨论中的态度，默默地计算着著作权法在表决中可能得到的票数。有关人士预测，这次会议将有可能通过著作权法，因为这项法律经受的磨难已经太多太多了；无论从国内法制建设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国际上的压力考虑，都没有理由，甚至说没有时间对它久拖不决了。不过，仍有一些同志对这次表决结果抱有谨慎的态度，不肯作出乐观的预测。

著作权法实在太难产了。

所有知识产权法律在中国都很难产。

著作权法又是其中最后的，最难产的一个。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曾经首次披露了知识产权立法艰难历程中的一些内幕。他说：“　80年代初起草商标法、专利法时，争论就很激烈。尤其是专利法的起草，由于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更是历尽波折。有些学者和一些部门坚决反对，甚至上书中央，痛陈在我国建立专利法律制度的弊端，认为，有了专利法，我们就不能再仿制外国的产品和技术，这对保护民族工业不利，并列举具体数字，证明专利保护弊大于利。”

当时还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有的部门的部长在专利法讲座会上拍案而起，说：“如果通过专利法，我就不当部长了！”

也有些部门的局长随之发出抗议说：“如果通过专利法，我就不当局长了！”

由此可见当时辩论的激烈程度。

任建新对我说：“现在看来，那种反对的观点未免片面，但在当时却颇得到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同志的赞同。另外还有些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中国也能搞知识产权制度，认为根据当时我国的组织机构和人才状况，这项制度搞不起来，因而对起草法律持消极态度。为此，专利法的起草工作曾一度被迫中断。”

任建新说：“我清楚地记得，最后是小平同志力排众议，决定继续起草专利法和著作权法的。在关键时刻，他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由于他的支持，起草工作才得以加快。只是后来由于在具体内容上争议很大，不得不作点妥协，采取二步立法的策略，以减少阻力，力争尽早通过。”

几经波折，1982年8月23日，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