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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报连同我的照片一起发表出来。

4，关注中国农民的创新性

我为什么说只要取消人口流动管制，社会财富自然会达到均衡？因为牟利是人的本性，当一个地区有利可图时，人们便会蜂拥而上，直到利润被瓜分干净。人们便会转移一个新的赢利地点。只要放开管制，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差别和差距就不会大。这个道理想一下便可明白。但可悲的是，人类这种动物他比一般动物高明之处在于保护自己。谁占据了有利地形，便轻易不会让他人涉足。所以，目前在中国遏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力来自哪里呢？想一下也会明白，即那些已经占据了有利地理位置的人。他们不愿意外人来分享这种天然的利益。

这种情形还表现在国家之间，加拿大和美国对外来人口严加限制，就是因为怕外人来得太多，分摊了他们的资源。所以，在一个资本可以全球自由流动的今天，人口却不能自由流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敞开门口，让人自由出入。世界尚且如此，中国的城乡之间又怎能避免流动关卡呢？但是，国际间的人口自由流动不好解决，国内间的人口自由流动总是好解决的。这里关键要制订法律，要有宪法规定：中国公民可以在国家内自由迁徙流动。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就可能出现一国之内的不平等。一部分人占据着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好的地方，其他人得不到分享。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一个国家里，生活的内容却绝然不同。

在一个国家内对人口有分割的，只有历史上的南非和印度有过种族隔离和种姓隔离。其他很少有国家限制国民的自由往来、自由迁徙和流动。中国的户籍管制今天在世界上已经很显眼了。如果中国再不取消户籍管制就很可能成为国际间的笑话。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可能永远甚至长期地忍受这种户籍制度的分割。人民总是要自发反抗的。并且，中国农民从来都不甘屈从这样一个被分割的命运。看看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充分说明追求幸福生活是农民的天性，贫穷不永远属于农民。且不说安徽凤阳小岗村如何分田到户，80年代乡镇企业如何异军突起，就说90年代兴起的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最多时一度高达9000万人。中国浩大的民工潮是怎样形成的？是政府组织的吗？是国家号召的吗？全不是。是中国农民自发冲破户籍牢笼、摆脱贫穷的表现，是市场经济下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表现，是市场给予中国农民广阔的用武天地。马克思说得好，中国农民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建国50年来，中国农民待遇最差。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穷则思变。最低的待遇也使中国农民成了国家改革动力最大的阶层。如果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农民待遇远不及这些国家。苏联在60年代就停止了从农民身上抽取资本，并且还反哺农民。苏联的集体农庄变成了与我们国家国企性质一样单位。所以，1991年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变革后，那里的农民就没有中国农民那样的改革冲动，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劲头并不高。中国比苏东不平等得多，农村在改革前和城市一样完全受国家控制，但国家不负责任。直到80年代中国政府才承认农民的存量改革，即把地平分给农民，平等地占有初始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身上怎么能不蕴涵着巨大的改革冲动。

我小时候在农村老家时，常听到一句口头语：“头生子贵，小生子姣，折腾折腾老当腰。”这句话反映的是一个家庭中孩子们的不同待遇。在我们国家，农民就是被折腾的老当腰。但被折腾的人往往是最有能耐的人。现在让我们看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焕发出多大的创造力。2001年5月，我在《中外管理》杂志上发表文章，揭示了创新动力来自何方。文章这样写道：

“《商界》杂志每期都介绍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但介绍的大多是乡镇或城市中的民营企业家。这些文章很值得一读，记得1999年夏天，当我读完介绍江苏森达皮鞋创办者朱相桂的那篇文章后，被中国农民的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深深感动了。森达皮鞋就诞生于江苏北部的一个农村，但发展成中国今天最大的制鞋企业之一，朱相桂被冠为“中国第一鞋王”，其发展史简直堪称中国奇迹。朱相桂原是江苏农村的普通农民，改革开放给了他创新的机会，他从办在制鞋作坊起家，逐步将销售打入上海大城市，然后进占全国以及国际市场。也就在10几年的时间里，江苏北部农村里的一个小制鞋厂发展成与意大利著名制鞋企业可以相媲美的中国知名皮鞋厂。

“最近又看到《商界》上介绍的湖北荆州蓝星清洗公司创业者杨忠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