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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农村问题也概莫例外。2000年上半年，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江门、佛山、顺德这八个珠三角城市一般预算收入增加额占了全省的市县级增收额的85％，而另外有10个县的收入却出现负增长。截止6月底，广东全省有26个县欠发工资总额达8。1亿元。广东省人大财经委指出，目前广东农业和农民问题很严峻，由于受自然灾害和农产品价格下跌等因素的影响，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7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高达　5100多元。上升了近8个百分点。这一降一升的结果表明：财富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正在中国城乡间显现。

种种迹象表明，改革开放20年间，中国城乡间的差距曾一度缩小，但到90年代之后又重新拉大。这说明建国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不仅难于打破，并且在继续固化。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部社会群体和团体利益的调整史。国家政府的任何一项政策，都具有利益的倾向性。中国是个以工农利益为重、以共同富裕为宗旨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向这些目标行进过程中，目标理想和实践结果出现了偏差，为了照顾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忽视了农民的利益。前30年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虽然不存在了，但这种“优先”和“优越”的心理和因优先导致的城乡二元化格局却牢牢地延续了下来。“农民低人一等”是这种优先政策形成社会文化心理遗产，这种心理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政府的决策。

目前中国政府界以至学者界，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较少，农民利益的呼声也甚弱。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中典型的弱势一族。之所以弱，主要是身上天生受着不公平待遇的限制。农民一生下来便处于一种天然落后和狭隘封闭的生存条件和环境里。难以迁徙流动，改善生存条件的愿望便无从实现。由于在各大利益群体中，农民属于弱势一族，所以在经济上受到的重视程度也不够。特别是在各群体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首先遭到抑制的便是农民利益和农村经济。这一点在最近几年搞的“关停限产”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毫无疑问，城乡关系、国企和民企关系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利益冲突关系，也成为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中国的目标应当是公平合理地发展，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平衡，不至于利益的天平在社会群体中倾斜得太厉害。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深层社会矛盾开始突出和显性化的时代。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经济格局和利益格局厚重而牢固，但它已遭到农民强烈的反抗。象农民自发产生的民工潮，就是农民自发抵制户籍管制的一个最生动的表现。

现在，我们应该反思一下中国经济为什么具有挹此注彼性和强烈的等级性？这恐怕是当年革命时期的政治哲学在当今经济领域中的反映，其根源在于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哲学理念，在于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建国50年来，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典型发展模式是：一个家庭中三个孩子干活，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最后这个孩子获得了极高的教育和发展，并留洋到外国，成了外国的白领阶层和人才。但剩下的三个孩子仍然在农村务农，愚昧无知，贫穷落后。如果这个家庭将资金平均使用，使每年孩子都多少受点教育，平均发展，或许对这个国家更好。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便是这种平均、均衡的发展模式。再也不能继续集中优势资源“拔尖”发展的战略了。如果我们要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就要以人均水平来比较，不要以个别典型城市或个别沿海地区来与国际水平相衡量。只有整个国家和人民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才说明这个国家是强大的和发达的。

说到底，中国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均衡发展，而不是以牺牲一批人为代价培养出少数精英。中国今后的发展目标是缩小差距，不仅缩小城乡差距，更要缩小人的差距。再不能人为地造就一个特权阶层和特权地区，要实行公平的国民待遇。在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同时，如果对国内的农民还不实行同样的国民待遇，那就将发生更多的悲剧。21世纪，中国社会最大的发展冲动来自于农村，来自二元结构中的农村结构。

2001年元月份，南方报业集团和《南方周末》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关于西部开发问题的研讨会。我在那个会上明确地提出，目前，中国政府没有必要在西部问题、城市化问题和小城镇问题上大做文章，只要将取消户籍管制，落实公民的各项权利，各种问题便会自然化解，市场最终会缩小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以及人际差别。我的这一观点，《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