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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万辆，成本应该大大降低，但今天还是卖到十一二万元，可见利润有多高。

一汽大众的利润虽然不如上海大众那么高，但它年销售8。2万辆轿车的盈利也达到了13亿元，平均每辆车赚1。6万元。至于别克和雅阁就更邪乎，上海通用第一年卖了不到2万辆别克就赚了6亿元人民币，平均每辆车净赚3万多元，广州本田的雅阁第一年销售不到2万辆也赚了4亿元人民币，平均每辆车赚2万多元。

说来也奇怪，我们国家宁肯让钱被德国大众公司挣了去，也不肯让国内的企业挣。试问：德国大众与上海汽车公司合作十几年来，赚了多少钱？美国通用汽车在上海搞的别克汽车又将赚多少钱？为什么我们国家总是干让利于外人的事情？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又要批判说这是卖国了。的确，这种做法值得思考，它在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国民待遇：压着自己的民族资本不让进入汽车行业，这边却让外国资本大行其道，这种做法于情于理说得通吗？

因此，中国的民营企业必须争取自己的国民待遇，起码要与外资平等的国民待遇。如何争取，那就要看这些企业的本事以及中国社会在观念上的觉悟程度了。不仅企业要努力，广大社会力量如媒体、理论界和消费者也要大力支持。历史经验证明，待遇是争取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但在这一过程中，观念的突破和认识的明确是最首要的任务，如果不攻克当前我们国家许多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企业的国民待遇难以提升，普通消费者的国民待遇也难以改善。我认为目前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是国家垄断观念，不在思想上进行深入认识，事情难有改观。

2，反垄断：追求国民待遇的重要途径

国家垄断就是国家包办，由国营企业垄断一切。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经济领域里的垄断已经减少了许多。据国家计委的同志讲，国家控制价格的商品和服务项目从70年代的660多种到2001年的7月已经减少到13种。这是一个很大进步。尽管如此，当前社会上反垄断的呼声仍然此起彼伏。1999年3月，在这一年召开的人大会上，有200多名代表提交了反垄断议案，可见反垄断已成为当前社会的大事。以国际长途电话费为例，在美国往中国打一分钟只需要70美分，而中国往美国打要付出3倍的价钱。至于说上网费，有人计算说中国是美国的几百倍。

福州有两个聪明好学的年轻人陈锥兄弟，凭着所学计算机知识，在家中开发出网上电话，并对社会开展营业服务，话费比电信局的收费便宜一半，于是顾客盈门。按理说，这是典型的技术进步，不仅为消费者节省了通话费，也为待业人员找到了新的就业途径，我们应该为之大颂特颂。但此举却遭到了邮电部门的横加干涉，先是公安人员上门课以重金，继之信息产业部的高级官员发布警告命令：通信业务只允许电信部门独家经营，违规者要进行严厉打击。这是不是一种职业垄断和行业垄断，虽然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其实质是不让外人分沾就业机会和电信利润。

再来看另一种现象，居民在银行中的储蓄存款是一种社会资源，按理说各种经济成分都可以使用和利用它。但事实是，民营企业很难从国家银行得到贷款，大部分贷款仍然是国有企业的专利，民营企业也不能进入金融业务领域。尽管近些年来，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值已降低到全国的38％，但国企仍享有着银行机构60％以上的金融贷款。这就是一种身份垄断，一部分人凭借一种身份便可以获得某种特权。目前，这种不许阿Q革命的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胜枚举。例如，湖北的产品不能进入河南，中小企业没有出口权，民营企业不能股票上市，农民户口不能进城，个体户不能享受社会福利保障等等。

改革20年来，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市场经济的天敌垄断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及其庞大。尽管中国垄断行业从业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很小，但占有的各种经济资源却非常巨大。如电力系统累计投资额达1万多亿元，从业人员却只有200万，每年仅象征性地向国家上缴利润70多亿元。特别是到近些年来，中国的垄断利益集团越来越借助政治资源并以国家的名义来进行经济资源的瓜分和占有。这些集团所追求的往往不是全社会财富或人民福利的最大化，而是部门和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例如银行业的“四大家族”，为了维护其垄断地位，不仅限制外资银行的进入，也压制民营企业的进入。这些特征表明，行政性的垄断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最大制度性瓶颈。在世界上，垄断一般被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