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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

要想避免这种金钱主导的势利眼，唯一的办法就是国家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缩小校际之间的差别，给那些条件差的学校“雪中送炭”，使平等、公平的观念从中学时期就能在学生们的头脑中扎下根。但中国各级政府目前是否这样做呢？恐怕没有，一些教育部门至今实行的可能还是“锦上添花”的办法，只抓“自然禀赋”好的重点学校，对那些差的学校听之任之。这样的做法只能加大公民在受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拉大人格差距和贫富差距。有人认为目前北京市一些重点中学的做法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认为这恰恰是人们对市场经济认识的误区。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其主要功能就是扶贫，扶助弱者。但我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似乎仍未从计划经济传统做法的培养典型中转变过来。由于培养出的“典型”在市场经济下有利可图，教育部门的官员也都被裹挟进追逐商业利润的大潮中去了。学校成了一些教育局的摇钱树，官员腐败的小金库。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的今天，要特别警惕教育领域的纯商业化，这会加剧中国公民在受教育上的不平等。

中国教育目前更令人尴尬的事情是那些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在这一问题上，教育和学费居然与户口挂上了钩，这不能说不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和悲哀。外地来京务工人员本来收入就低，待遇就差，然而子女在北京上学却要交额外的赞助费。在这种情况下，有钱的可以进好学校，没钱的只有进差学校，有的地方甚至连差学校也没有，弄个老师来，在一个简陋的破房子里凑几个孩子就上课。在教育的国民待遇上，中国人的差别真是太大了。

在网易网页上有一篇署名“谓军”的文章写得如此真切和感人：

“来自河南农村的张兴贵夫妇在北京起早贪黑卖菜谋生已经7年多了，生活虽然很苦，但比在家种地强多了，夫妇俩都还算满足。但两年前，7岁的大女儿上学问题成了他们的心病。他们在附近的几所小学打听过，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他们的孩子要想就读，最便宜的也得一次交齐8000元赞助费。这个天文数字足以使他们多年来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化为乌有。而且这还只能解决一个孩子的问题，还有以后的初中、高中呢？他们面对着一个可怕的无底洞。记者采访时，他们今年已9岁仍未上学的女儿正在给一个顾客称菜，浑然不觉母亲对她未来的担忧，也感觉不到这个城市对她的冷酷与歧视，不能与同龄人平等接受教育的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将来？”

最近翻看《经济观察报》，看到一篇题目为“民工学校寄生城市边缘”的文章，报道了北京市一家民办小学在京的遭遇。办学者是一名叫王桂云的妇女，她曾在老家当过教师。1997年，居住在北京石景山郊区的王桂云看着一些菜农的孩子在田间地头玩耍和乱跑，荒废了学业，于是就是菜地里用捡来的砖头盖了一间20平方米的教室。当时已经离休的总参工程兵副司令员武洪同志听说此事，找来木匠做了8套桌椅和一块小黑板，算是对民办小学的无偿赞助。教室建成后又七拼八凑地买了25套书本，招来25个学生，开办了学前班和一年级。学费是每个学生每年600元，据王桂云说，在她办的小学里上学，一年花费最多1000元，而到北京市的正规学校上学，每个民工孩子的花费大约要6000元。

但建在菜地里的学校是不合法的，有关部门下令要强制拆迁。但负责拆迁的人员踏进小屋子时，没想到里面的几十个孩子齐刷刷地喊了一声“叔叔好”。叔叔们楞住了。心肠再硬的拆迁人员，也架不住这种动人的场面。在贫弱面前，人都是有同情心的。叔叔们猛然获得良心发现。房子不拆了，学校得以继续办下去。但从1997年到现在，王桂云办的小学就象被赶的鸭子一样已有过4次搬迁。每次搬迁都没得到一分钱的补偿。每次搬迁都叫刚刚发展起来的学校大伤元气。

王桂云的学校至今不被当局承认，学生的学历不被承认，学生毕业拿不到毕业证。王桂云曾几次申请注册，至今不被批准。北京市政府曾召开过这类学校的会议，听取了意见。王桂云的小学眼看就要批下来了，突然北京又要申办奥运会，这个事就给搁置下来了。因此，北京的外来人口最怕的就是申奥和国庆一类的活动。一搞面子上的活动，外地民工这些有碍观瞻的人口就要被清理一批。

按经济观察报记者计算，中国的城市人口每年以平均3％的速度增长，目前至少有8000万打工者和临时工已移居到城市，其中学龄儿童至少在200万左右。由于户籍制度的桎梏和现行教育制度的弊端，大批儿童遇到了入学难的问题。以北京市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