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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有危险的工作或做足以妨害他们正常发育的工作，依法应受惩罚。各国亦应规定限定的年龄，凡雇佣这个年龄以下的童工，应予禁止和依法应受惩罚。我把这些内容归纳成生活权。

今天，我国大部分人民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但由于局部的贫穷和愚昧，社会上也存在大量的丑恶和丑陋，人民的生活权经常遭到侵犯。这些愚昧、贪婪和丑恶时常威胁着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例如拐卖妇女和儿童，便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毒瘤。这些年里，公安部门经常跋涉千里万里为解救被拐妇女而奔波。至于说婚嫁问题，中国早已走出了父母包办的历史阶段，自由恋爱已经蔚然成风。但尽管如此，家庭包办的现象仍然存在，强迫性的婚姻仍然存在。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安徽凤阳县吉开桃事件。

2000年6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报道了一件女方告男方强奸的案子。安徽凤阳县一名叫吉开桃的女子在没办结婚证的情况下，被家人逼迫与吉本武结婚。喝完喜酒，经过一番张罗之后，吉开桃拒绝与男方同床，结果被吉本武暴力强奸。吉开桃逃出来后，向法庭状告吉本武，但却被当地风俗习惯所不容。官司打了一年多，在舆论界的干预下，吉本武才被拘捕。尽管如此，村人仍然众说纷纭，大多数妇女认为喝了喜酒就等于结婚，不管领不领结婚证。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社会相当一部分人对生活权的认识及法律水平。连结婚证都认为可有可无，至于说婚姻自由的观念就更谈不上了。一些花钱买媳妇的农民对前去解救的民警大打出手，他们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这么蛮横？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花了钱，媳妇就是我的。2000元就能买一个人的生存权，就有权力将女人用铁链子栓在屋里，剥夺一个正常人的自由。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人们的愚昧。为什么愚昧？原因并不是贫穷，而是对人权的宣传教育太少，没有从小学起就普及人权的基本知识。看看我们的小学生课本，爱国之类的文章空谈高尚的文章一大堆，实实在在的人权知识很少。很多人上完学后脑袋还是空的，真正的道理还是不懂。当前社会大量出现愚昧事件，实在是对我们的教育内容一大嘲讽。

公约第十一条和十二条规定：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人人享有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制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减低死胎率和婴儿死亡率，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风土病、职业病以及其他的疾病，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

看到这几条的内容，使我想起了北京电视台2001年4月20日晚的一个节目。主持人是那个反伪科学的斗士司马南。引起我注意的镜头是河北省某村庄里一个破旧的房屋和两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个家里已近10年无人居住。早先住在这个房子里的男人因为有婚外恋，被女人情急之下杀死。女人因此被判刑17年，但两个四五岁的女儿因此失去了照顾。跟着爷爷生活了两年之后，爷爷也去世了，于是又跟着伯伯过，那艰苦的日子可想可知。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来了一个名叫张淑琴的人将她们领到了一个“儿童村”。孩子们从此在这里过上了好日子。

话题引出的主要是犯罪分子的子女问题。当父母被关进监狱，子女怎么办？这样的孩子便要流离失所，被社会遗弃吗？这一问题多年来居然一直没人管没人问，搞社会科学的人也很少思考。许多服刑人员的子女过着悲惨的生活，即使如此，他们的子女有时还遭到社会的冷眼和歧视。在陕西某个监狱办的小报上，曾刊出这样一条报道，一个狱犯哭着对看守人员说，家里还有5个孩子，都住在偏僻的山沟里，一个大孩子的已经死了，其余的由奶奶带着，不是病就是残，整天想爸爸想妈妈，连那个死去的孩子的小坟墓都在呼唤着爸爸妈妈。

文章发出后，许多犯人看后都呜呜哭。连看守犯人们的警察们也不忍这种现象再继续发生下去了。于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女警督挺身而出，开始靠社会集资和捐赠来创办收容监狱犯子女的“儿童村”，将那些没爹没妈的监狱犯子女集中收养。这个女警督就是那家监狱报纸的副主编，也是那篇文章的作者，她叫张淑琴，年龄50多岁。通过它数年的努力，监狱犯儿童村不仅已经办起来了，并且在全国各地已经办起了好几家，北京郊区的顺义即有一家。

看了这个节目，我感到中国真是进步了。人性美好的一面正在中国发扬光大。联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