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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请求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它再也受不下去了。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偏执狂病不会只局限在某一部分人身上，而是要蔓延到所有类似的人身上，因此他希望、他恳求现在重新审理他的案子，能让他得到赦免，这样他的朋友就能带他到国外接受治疗，使他能摆脱一直折磨着他的性偏执狂病。他惟一清楚地知道的事是他作为戏剧家和作家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的名字已被从英国文学史上删去了，再也恢复不了了。他的孩子也再不能用他的姓氏，等着他的只有在某个遥远的国度的隐匿生活。他知道，对已经破产的他来说，等待他的只有那种最辛酸、最凄苦的贫穷，他已永远失去了生存的所有快乐和美丽，但就在他完全孤苦无助的时候，他至少仍然紧紧抱有这样的希望，即他不会直接从公共监狱进到公共疯人院里去吧。

监狱体制的后果是可怕的可怕到能让并没破碎的心变得麻木，让那些执行这种体制的人和那些必须屈从于这种体制的人变得同样野蛮残酷而至少毁灭人的理性并不是其目的。虽然它并不会让人变得更好，但它也不想把人逼疯，因此，请求人恳求在他尚有一点理性的时候能被获释。现在，词语对他还有意义，书籍对他还有思想价值，还有可能通过医学手段和人工治疗使他那颗惊悸的心回复平衡，让他那一度纯洁的本性恢复健康，还剩有时间能让他摆脱可恶的疯病，使他的灵魂重新变得澄静，哪怕只有很短时间的安静也好。

实际上，请求人最恳切的请求是希望内政大臣听听如果他愿意任何一个公认的医学权威的意见，听他们谈谈一个已在忍受着性偏执狂性格带来的痛苦的人，如果长期处于寂静、与世隔绝的单独囚禁生活会产生什么必然的后果。

请求人也想说明：虽然他的身体在许多方面在这儿都比在旺兹沃思还好，因为在旺兹沃思，他在医院里被关了两个月，饥饿和失眠把他的肉体和精神彻底击垮了，但自从他被关进这儿的监狱之后，他的右耳已几乎完全失聪，脓肿造成了鼓膜穿孔。这儿的狱医说过他对此无能为力，看来我的听力一定要完全丧失了。而请求人却仍还确信，若能得到外国专家的治疗，他的听力还是可以保持的。威廉·达贝爵士是位伟大的耳科医生，他就向我保证：如果能得到适当的治疗，我就根本不会失去听力。但是，虽然他自一入狱就得了耳病，虽然他的听力在一天天丧失，但监狱却想都没想这回事请求人自然也害怕另一只耳朵也会失去听力。一个本已破碎的灵魂若再加上双耳失聪的痛苦，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呀。

他的视力，他那像许多文学家一样精心呵护的视力，现在也因被迫久居潮湿的囚牢而变得非常微弱，他现在已能意识到眼神经的痛苦，看稍远一点的东西都看不清。当在院子里放风的时候，明亮的阳光常常造成视神经的疼痛与疲劳。他为此焦虑不安。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他可能就要双目失明。而这肯定会强化他的偏执狂，摧毁他的理性。

由于时间限制，请求人不可能再详细陈述他所感到的其他危险的威胁了。他主要的危险是疯狂，主要的恐惧也是疯狂，他主要的请求是：既然这种已给他带来毁灭的长期监禁对他的惩罚已够严重的了，那现在就可考虑结束对他的监禁了，不要等到疯狂吞噬了他的肉体和灵魂，让肉体和灵魂都蒙受了同样的侮辱和堕落的时候再来考虑我的请求，那样虽然是惩罚了他，但已毫无用处了。

奥斯卡·王尔德王尔德的这封请求书是由里丁监狱的监狱长送交给内政部的，并附带了一份由狱医开出的简短医疗报告，报告中说王尔德自入狱后体重有所增加，没有表现出任何疯狂的症兆。四位监狱检查官就此到里丁监狱进行调查。7月10日，他们得出了与狱医几乎相同的结论。内政大臣随后把有关材料交给了曾在旺兹沃思对王尔德作过检查的医学官员尼库松博士。由于尼库松博士的积极建议，7月27日，内政部命令监狱长允许王尔德在牢房中写作并提供材料，同时又给他提供了大量的书。他亲自写的一系列要求现在都保存在内政部的档案里。新任监狱长J。O。尼尔松划掉了其中的一些。内政部同意了王尔德的经过修订的要求，但又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为王尔德买书的钱一定不能超出监狱1896…1897年间给犯人规定的10英镑。王尔德开列的书目包括乔叟、马洛、斯宾塞、济慈、丁尼生、珀西、卡莱尔、纽曼、但丁、勒南的作品，还有希腊文的圣约书。王尔德说监狱图书室里没有萨克雷或狄更斯的一部小说〃我相信，不仅是我，而且其他一些犯人也都希望图书室里能有一套他们的作品全集〃。这样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