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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馆工作。《大公报》的宗旨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我喜欢。组织上叫我在《大公报》潜伏下来，一方面批判国民党的罪恶种种，一方面跟同情共产党的报业同人联络、沟通。本来，在媒体干信息就很灵通，自然也能搜集不少情报。

虽然我在情报科，顾顺章不是我的直接上司，但我俩其实关系挺好。他年轻有为，才华横溢，交友广泛，正好能帮助我采访到很多上海的重要人物，尤其是黑漆漆的青帮。我么，总是报馆里能拿到头条的主，很让同行羡慕，连老板吴鼎昌也夸赞我说，看你像是很有背景的，南京有什么人么，军统的？我心说，呵呵，还中统呢。

顾顺章的叛变让我心痛，原来朋友是这样的不可靠，原来所谓的同志转眼之间就成了敌人。当你与人握手，也许是握到了枪上。当你冲人微笑，或者就是在冲棺材笑。顾顺章，他的一家人会有怎样的下场，我还不清楚。但我知道，没有人能笑到最后，哭才是压轴大戏。是的，顾顺章的叛变改变了我很多，或者说，我这颗无冕之王的大脑也戴上了成熟礼帽。

我在屋子里憋得难受，就想起了写稿子，然后投到《大公报》去，或其它什么报，反正我对它们的那些套路都很熟了。于是，我展开稿子，挥动钢笔。墨水快用完了——我明白，这是党在警告我，投稿也会暴露。我停下笔，打着腹稿，这感觉就像我老婆织毛衣。

那天，我夫人正在窗户那儿织打，却听到一阵泉声。她对尿骚最敏感，就探头张望，便发现了一个人在墙根那儿方便。她觉得怪，以为是特务，就叫来我。我一看，果然，但不是国民党的，是我党的，李克农！

李克农方便完，抖了抖裤子，就走了。他的背影很高大，正好把弄堂口能挡住。

我知道，那里一定有个啥纸条。我就让老婆赶紧去，怕弄堂的风把那纸条给吹到爪洼国去了。

老婆从墙缝里取出纸条，回到家，交给我。

我打开，上写：速劝杨离沪。

杨登瀛，在上海一家日本的洋行当高级职业经理，也用日文撰写一些通讯稿。二四年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就此跳入大革命的惊涛骇浪。我是在一九二六年和他相识的。那时我以仰慕其名、想找他求教日语为名登门造访的。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与我高谈阔论，还谈到了中日局势。我那时已是共产党员，但没跟他明说。组织上派我在上海做法南区委宣传部长，也做些*工作。同时，我还在应聘《大公报》上海馆的记者，也想求杨登瀛帮帮忙。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就让陈立夫组建了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杨剑虹任采访股总干事，就推荐杨登瀛为驻上海特派员。而杨登瀛呢，既看不惯国民党的*与*、同情共产党，又不怎么信仰共产主义。他把自己的心事对我和盘托出，我感到机会来了。

杨登瀛跟我说他很不喜欢国民党，觉得国民党腐朽得很快，出乎他的想象。我说专制必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所以，国民党的下场是必然的，那就是*至死。杨登瀛点头称是，马上就联想起共产党。他说起这三个字的时候，眼里都冒着热气儿。我谦虚地说像共产党呆的那个山沟沟，想*都没机会啊。杨登瀛笑称的确的确，地缘政治啊。我马上又严肃地说共产党早晚要夺取天下，因为它的政策是土地革命，走的是工农路线。杨登瀛立刻诺然说草根万岁。

当我告诉他我就是共产党时，他并没把杯中的茶洒掉一点，而是用茶杯盖儿捋着水面吹起一阵轻雾。他缓慢地走到我面前，我只好站起来。他忽然伸出手，我毫无准备地和他握了握。他说他很理解，像我这样的想法这样的作为不是共产党才怪。我发现他的觉悟相当的高，不是不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对啥都持一种相对的怀疑。他也知道共产党和红军的一些事迹，很是景仰。我给他一个建议，既应承下特派员的差事，又为共产党干些事情，这样脚踩两只船一明一暗可保未来无忧。他很高兴，说自己终于找到出路了。我也赞道，你非常识时务，又很有远见。

我向陈赓汇报了情况后，周恩来就让后者去见杨登瀛。后来，党把连德生派作杨登瀛的保镖。这样，他们就可以单线联系了，我也就不在里面掺和了。但我对杨登瀛后来的成绩，还是略知一二的，因为我和陈赓的上司顾顺章很好。

是我，为党发展了第一位双面间谍。党为了能撑起这位双面间谍的双重面子，不仅给他提供经费（他的经费也是双重的），而且还给他添置了一辆宽大、笨重的奔驰轿车，并在北四川路大德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