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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关系。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意味着冷战出现了转折点，为赫尔辛基会议取得了更大进展和１９８９年柏林墙的倒塌进一步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通过协商达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尼克松过人的能力使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思考着棋盘上向前推进的每一步，如他所说：他赢得了“最大的胜利”。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尼克松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曾提到想访问中国大陆。１９６６年，他与莱昂纳多·加门特具体谈论过搭建通往北京的桥梁的细节，而当时他的意见是孤立的，因为似乎美国正与苏联打得火热。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也就是他参加竞选的前一年，他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亚洲形势的文章，提出与中国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其原因在于几乎没有人相信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尼克松会向“红色的中国”投出一根橄榄枝。

尼克松上任的第一年初，开始了亚洲之行，成了公众的焦点，表面上他是访问了几个主要的同盟国并评估了越南的局势，实际上他通过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会晤，又在归国途中拜会了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正在谨慎地打开通往中国的渠道，这两个人都与中国有个人的联系，可是他的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提议很快又搁浅了。亨利·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导演了一出著名的“身患消化不良”的戏，使他在１９７１年秘密地来到中国。次年，尼克松到中国首都北京的旅程是他任职期间最风光的一次，此次到访中国，吸引了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电视观众的目光。

基辛格回忆到，当尼克松从空军一号迈出脚步，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他对于东道主所说的第一句话就紧扣他外交政策的核心，“我代表美国的利益来到中国。”显而易见，尼克松的意图是想使这次出访成为他的政绩之一。德怀特·恰宾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策划，让尼克松回国时可以出现在电视的黄金时段：首先是总统的直升机戏剧性地降落在首都，然后是他对国会发表演讲。这些镜头是恰宾的精彩之作，这一切就发生在总统大选的７个月之前。尼克松第一个认识到了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发展美国的长期利益的重要性。如果同时可以在政治方面获利，则更理想。

尼克松清楚美国与中国关系密切可以使中国摆脱苏联控制，代替了两国对一国的格局，尼克松妄图使中苏关系破裂，好让美国获益。中国也有其自身的利益，中国认为与美国建立较为密切的外交关系，不仅可以从贸易和投资方面，从美日纽带关系上潜藏的松弛中获得好处，而且可以使中国在亚洲有较为宽松的伸展空间。他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同时认为即使美国与东京的关系减弱，与日本的友谊仍会保持。尼克松也相信，从短期来看，美国与中国展开对话有益于加快结束越南战争。北越人民有可能失去对他们北方朋友的信任，从而愿意磋商一项和解办法。从长远的角度看，尼克松认为中国并非日本，即将成为２１世纪亚洲的主要强国。尼克松与基辛格筹划在太平洋的大国中建立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力量均势，这些国家有中国、前苏联、日本、朝鲜和美国。此时，尼克松正在以大赌注玩国际象棋游戏，他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规划他的战略。

尼克松在遵循自己路线的时候，不是没有受到指责。很多人猜测他是否会陷入一场新骗局。然而事实胜于雄辩，除理查德·尼克松外，没有人可以获得更高的政治得分。２０年里，他一直对共产党持反对态度，瓦解了阿尔杰·希思，使被称作“红粉佳人”的参议院反对党海伦·盖哈根·道格拉斯垮台，让艾森豪威尔在奠边府（越南地名——译者注）插手，甚至在莫斯科厨房辩论中指责赫鲁晓夫。而今，一方面评论家们对于他的改弦易帜哑口无言；另一方面，老的同盟国憎恨尼克松的外交关系。尼克松离任两年后，保守派共和党人曾迫使杰里·福特接受旨在放弃缓和国际关系的党的章程，矛头所指当然是基辛格。然而，从总体来说，历史学家已经抛开个人的思想意识，予以尼克松以公正的评价，因为他抓住了机遇并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国内那些鼠目寸光的人的看法。所谓的领导者就是那些即使以牺牲自己的固有看法为代价，也能够发觉崭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机遇，并且抓住它们的人。

人们质疑尼克松是否是他外交政策的真正决策人，尤其是听过他在录音里的一些污浊言辞，他们认为尼克松一定非常愚蠢。人们的怀疑不无道理。也许基辛格才是出谋划策的人，他们这样说。尼克松就是真正的战略家，我对此从不怀疑。虽然我从未列席尼克松与基辛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