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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视国安会68号文件为战后美国治国方略的基础文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的确如此，甚至更甚。国安会68号文件让我们感觉到战后遵从“智囊”的传统已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了。

两个事件促使杜鲁门1950年1月命令国务院和国防部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紧急（当然也是秘密）评估。虽然这两个事件不算小事，但尼采的主要贡献是把它们吹得无限大，把它们当成彻底调整美国政策的基础。在这件事情上，他最终取得了胜利。

第一件事是苏联于1949年8月试爆了一枚核弹。苏联的试验没有动摇美国的整体核优势，也不意味着克里姆林宫拥有了一件可运载的武器。它的直接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突然失去绝对核垄断地位让美国人大吃一惊，掀起了美国集体潜意识深处早已存在的恐惧，即纽约和旧金山有朝一日会遭受广岛和长崎的命运。

第二件事是1949年10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与苏联的核威胁相比，这件事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官员早就预料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会最终输给共产党人。可是，即便这个结果是可以预测的，也不值得美国欢迎。从华盛顿的角度看，北京变红是西方的重大挫折。即便如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没有威胁美国的能力。在北京，共产党掌握了执政权力，但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使中国成为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年后，美国处于其实力和影响力的巅峰。但是，国安会68号文件称，美国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不仅这个共和国而且文明本身的毁灭”突然成为一种现实可能。其实，美国的制度“面临历史前所未有的更大威胁”。至少尼采1950年春是这样描述美国面临的形势的。

这种世界末日意识表达了尼采对苏联及其意图的认识。“在一种新的狂热信仰推动下”　，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将其绝对权力强加给世界其他地方”。苏联以“压倒性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渗透和威胁”，试图“将自由世界置于其统治之下”。国安会68号文件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苏联的计划是“完全颠覆和强行摧毁非苏维埃国家的政府机器和社会结构，以服从和受制于克里姆林宫的机关和结构取而代之”。“持久的危机、冲突和扩张”是苏联政策的本质。所有这些都与美国的善意姿态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政策从本质上体现出“世界观的宽容性，出发点的慷慨性和建设性，国际关系上不具贪婪性”。　。。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4）

这场竞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由对抗“卑鄙奴隶制度”的继续。国安会68号文件赞成“自由观念是历史上最具感染力的观念”，并进而解释说，苏联认为自由是“永恒且持久的威胁”。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苏联领导人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针对自由制度的进攻。国安会68号文件敲响了警钟，称“苏联实际拥有的军队远远超过保卫国家领土的需要”。根据尼采的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际上已被严重损伤、尚未进入恢复阶段的）苏联已经拥有明显的力量优势。而且，它正在日益“扩大其战争准备与自由世界疏于战备的差距”。

要应对这一史无前例的威胁，尼采预言只有三种选择：孤立主义；预防性战争（即对无法进行报复的国家首先进行核打击）；“更快提高”美国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国安会68号文件拒绝第一种选择，认为那等于投降。它对第二种选择不屑一顾，认为那样“不得人心”，而且“在道义上具有腐蚀性”。这样只剩下第三种选择。尼采建议大幅度提高国防支出，重点放在加快氢弹的开发上；增加安全援助，训练和装备友好国家的军队；努力改善内部安全，提高情报搜集能力；加大隐蔽行动力度，“煽动和支持苏联集团内部的*和起义”。国家安全应成为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所以国安会68号文件呼吁抑制国内支出。它也主张增加税收，获得资助改善军备所需的资源。实际上，“尼采主义”为美国政策永久军国主义化开出了一剂药方。

然而，增加军事支出不一定意味着普通美国人要勒紧裤腰带。国安会68号文件提供了一种前景，认为“这一计划的经济效应是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增加额会超过用于更多军事和外援目的的数额”。换言之，美国既能买得起大炮，也买得起黄油，而且其实，生产更多枪炮可能会带来更多黄油。

对尼采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卖点。高水平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