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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史汀生传统的拥趸把自己看做国家的公仆。虽然他们具有保守主义倾向，但他们的努力超越了党派考虑。他们的目标是保护美国，不是迎合美国生活方式中的社会或经济安排。在20世纪40年代，保卫国家意味着增强国家实力，使美国跻身世界大国前列。在很大程度上，史汀生及其同人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敲响了这一传统的丧钟。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找到它开始衰落的日期。1945年9月21日，刚过78岁的国务卿史汀生终于离开了华盛顿，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继续待在华盛顿，成为一个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人物。

虽然今天人们已经淡忘，但当时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这很能说明问题。史汀生出自长老会教徒世家，是耶鲁大学菲利浦学院、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华尔街成功律师的典型。他结婚很早并一直忠诚于妻子。他积累了优秀的公职记录：1918年在法国服役，担任过菲律宾总督，当过4年国务卿，两次主掌战争部。对史汀生的崇拜者来说，他代表着“信任、真理、公正、美德、依法办事、责任感，是一个光芒四射的榜样”。

福里斯特尔是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徒，贫苦移民的儿子。他虽然上过普林斯顿大学，但中途辍学。投身华尔街后，他加入了迪伦–里德投资公司，展现出赚钱的天赋。随着职位不断上升，他于1938年成为这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1940年，他去了华盛顿，接连担任多个高级职务。福里斯特尔的个人生活一路蹒跚：妻子是一个*和酒鬼，他本人则是十足的酒徒、粗心大意的父亲、不加节制的色鬼。他野心勃勃，反复无常，心神不定，狂妄好斗，暴躁异常。福里斯特尔陷入极度孤独之中，醉心于政府工作，徒劳地逃避从孩提时就萦绕在心头的恶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史汀生是“旧华盛顿”的门面。他一直在华盛顿工作，目睹了所有事情。即使如此，他不喜欢过度反应，不惊慌失措。他表现稳重、谨慎和镇定。

福里斯特尔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情，既高度警觉，又急于行动。他是一个伪现实主义者，声称应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却极度误判美国面临的形势。福里斯特尔认为坐等事件发生就是自找不可接受的风险。危险就在前面，需要作出紧急反应。即便最轻微的延误也会招致世界末日般的溃败。这简直就是迪克？切尼“百分之一学说”的前身。当然，正是这种精神促使福里斯特尔从1945年开始动员华盛顿对抗所谓的“红色法西斯”威胁，声称致力于“在全世界实践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斯大林政权要发动“世界革命”。

福里斯特尔不是一个满脑子都是智慧的人。他缺乏定力和判断力。他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病态、内心痛苦的人。但他给美国政策留下了持久印迹，对之后各代“智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口口声声崇拜史汀生，却以福里斯特尔为榜样，草木皆兵，帽子掉了也要拉响警报。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福里斯特尔的后继者挤进了总统顾问的内圈，紧张地担心着最坏情况，敦促立即采取行动主动防范灾难。伊拉克战争的倡导者也算是他的嫡系传人。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3）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担心忧心忡忡的美国有朝一日会成为“军营国家”。他的告别演说最为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关切。虽然艾森豪威尔的警告实在太中肯了，包括强调“警惕而智慧的公民”有必要提防“军工集团”滥用权力，但他最担心的事情毕竟没有发生。美国今天不是一个军营国家。可是，毫无疑问，美国政治精英遵循的是军营心态，念念不忘安全问题，把军事力量看做解决国际问题的最佳手段。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就是这种军国主义思维的教父。

如果他有嫡系继承人的话，那这个人就是保罗？尼采（Paul　Nitze），一个夸大威胁的大师，一个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战后“智囊”。如同福里斯特尔，尼采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迪伦–里德公司工作，赚了大钱。1940年，他追随福里斯特尔去了华盛顿，并一直待在那里，成为国家安全机构的固定成员。在接下来的40年里，不管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外围，尼采都是一个国家安全政治的重要玩家。可是他最为持久的贡献是在早期作出的，标志着詹姆斯？福里斯特尔的对抗传统取代了亨利？史汀生更为温和的传统。当时，尼采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即国安会68号文件，简称NSC　68）的主要起草者。这份报告是1950年初为杜鲁门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