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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拐角上意大利餐馆的小老板,受过民防训练,是名志愿人员。
其实并非我有意试探以色列法令的稳固性,因为,如果我戴上防毒面具,就非得摘下眼镜不可,而这样我就找不到焦点了。况且单凭一个防毒面具,对萨达姆的两元化学武器,真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心里清楚,防毒面具只不过是稳定民心的镇静剂而已。
与此同时,在有十七层高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正将所有旅客赶入设在六层的防毒室,然后用黑塑料布和棕色胶条封闭进入六层的所有通道。
而警报一响,闲不住的各国记者则各执采访器械冲出房间,聚集在希尔顿门外仰望星空,屏气凝神静候“飞毛腿”划破夜空。各国记者还赛着炫耀自己的军用品,那天,“台视”朱增有左腿上绑着一只防雨军包,上面用黑漆喷着:“T3—75式防护面具”,他自称这种面具要比以色列的好。我从巴格达地摊上买来的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也颇使他们羡慕。美国CBS的约翰·海古德更是全副武装,好似一个陆战队员,他头戴蓝色美军防毒面具,绿毛线软帽,紧裹防雨夹克,手戴黑皮手套,肩扛摄像机,腰缠电池块,憋得他接连在原地做蹲下站起,还向我招手:“唐,来一张,让我妈妈看看我有多威风。”
一个名为《以色列——生活在面具背后》(lsrael——life behindthe Mask)2月8日中午在特拉维夫希尔顿开幕。共有40幅黑白、彩色照片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海湾战争以来的以色列人民的生活,几乎每张照片都有防毒面具。
《耶路撒冷邮报》刊登了一张漫画:坚守前线的士兵给自己家中头戴防毒面具的老母打电话,询问战况如何。这是一场全新的不分前方与后方的战争,连特拉维夫海滩上缠绵春宵的情侣也手不离防毒面具。
据该影展组织者说,他们试图通过图片展示“以色列如何一夜之间被拖入了一场战争,老人、妇女、儿童全成了士兵,这些士兵全部用防毒面具武装自己。……这是一个不是战场的前线。”
2月8日是伊拉克“63年革命节”,也恰逢犹太教安息日(sabbath ),由于巴格达宣称它拥有比飞毛腿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SS—12,使参加影展开幕的来宾更加胆战心惊,人人屁股后面挂着一包防毒面具。
在耶路散冷犹太教圣殿内和哭墙下,成千上万的犹太教徒身背防毒面具,冒雨祈祷。人们耽心夜里会有“飞毛腿”来访,因为巴格达一定会以此纪念自己的“六三革命节”。
十六、“飞毛腿”袭来之际
每当防空警报响起之际,在有十七层高楼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都将所有旅客赶到设在第六层的防毒室,用黑塑料胶条将旅客密封在避弹室里。住在这里的一帮各国记者据理力争,终于有幸享受“豁免权”,他们首推CNN、ABC、NBC 的一帮摄影师。CBS 的约翰·海古德、加拿大的自由摄影师乔、日本《新闻周刊》的村田信一和我,总是呆在一起,脚边堆放着防毒面具。我从未穿新华社给我的防化服,早在撤离巴格达之前,首席老朱和我就将全套防化服连同面具送给了房东。路过安曼时,试穿补充的新式防毒面具险些把我憋死。一到以色列,又得到了我的第三套防毒面具,可我从未用过。现有的防毒面具也只能对付警用催泪弹,连一次世界大战糜烂皮肤的芥子气全挡不住。钢盔我却从不离身,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解放军报摄影记者乔天富特别关照我,百分之八十的战伤是被弹片击中头部,要想多活就别怕沉。
两天前,我站在阳台上首次拍到了迎击“飞毛腿”的爱国者导弹腾空而起,由于用的四分之一秒,弹道轨迹极短,在10寸传真片上不足两寸,但这也引起了村田和乔的大力称赞,乔为了表彰我的勇敢,还送了我一个名牌摄影包,村田在一旁羡慕地说这种“多姆克”专业包在东京卖两百美元。
这里的摄影记者55%用尼康,30%用佳能,15%用其他相机,如莱卡。主要型号有尼康F4S、尼康F3P、佳能新F1、佳能T—90和莱卡M6。他们都随身挂有外接高压电瓶,一色地背村田说的那种在东京卖两百美元的美国“多姆克”(Domke)牌摄影包。这种包可装两台加MD—4的尼康F3,四个中等体积的(如Nikkor80—200F4)镜头,两只闪光灯,此外还有两个大口袋可供装其他物品,开关简单,具有防水夹层。在国内我只见《中国青年报》贺延光背过这个牌子的包。
每天早上当我背着美联图片传真机到一楼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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