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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吼叫着在本——古里安机场大雨淋过的跑道上着陆。当飞机起落架平稳地接触地面，机上旅客齐声鼓掌。大胡子的驾驶员扭过头问我：“飞得怎么样？”我问：“你是问驾驶技术还是问飞机？”“两者。”“飞绝了！”我竖起大拇指，“可美国飞机造的也不错。”没想到，这家伙竟大为不满：“嘿！这飞机可是我们自己造的，型号叫‘阿尔法’。”

诺大的机场内静悄悄空无一人，刚才的旅客眨眼间如水银泻地不见踪迹。循着英、阿、希伯来文路标，我扛着被雨水弄得温淋淋的行李爬上二楼敲开移民局办公室的大门。一位着土黄军裤的中年汉子开门发给我一个防毒面具、一支注射器和一小瓶棕色药粉，挥动着肥厚的大毛手。教我如何躲避飞毛腿，中毒后如何自我注射，如何将药粉涂到被糜烂型化学武器弄伤的皮肤上。

机场问询处的小姐听说来了个中国人，一声尖叫又招呼出一大帮人围着我看新鲜，刨根问底地研究中国人与日本人、朝鲜人的区别。我帮他们概括了一下：凡是象我这样一米八几的大汉一般都是中国人，其他各国一个比一个矮。

深夜，在我落脚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我湿淋淋地赶到以色列新闻部办公室。一位官员正在锁门，“你是苏联人？”他指了指我摄影背心左上角的五星红旗。“不，中国，北京。”他“哦”了一声再次打量了我半天：“对不起，我从未见过北京来的中国人。我马上就给你办采访证。你打算呆多久，10天？我先给你开15天。如果不够，我再给你延期。”

十五、生活在面具后面的以色列

昨夜（2月1日）特拉维夫没有遭到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袭击，人们在不安中度过了二月的头一个周末。这天，只有一架为Salamis　私人所有的“阿尔法”式小飞机载着14名旅客在特拉维夫降落。所有航班早已因海湾战争而中止了到以色列的飞行。

在特拉维夫机场二楼，移民办事处的民防人员向刚入境的旅客免费提供防毒面具。虽然刚刚晚上九点，机场已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进特拉维夫城区。

2月2日早晨，特拉维夫阳光明媚，西临碧波万顷的地中海，气候温湿。也许由于是周末安息日，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我怎么也找不着饭吃。我们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的法国大菜贵且不说，我连菜单都看不懂。指挥我的摄影部让我饿了上街找小饭铺，渴了喝卫生间里的水，摄影部副主任林川说，欧洲自来水符合卫生标准，省出美元用在刀刃上。

位于市中心的华人餐馆Tenli　chow的主人因为怕轰炸已不知去向。一位名叫哈雅肯（Hayarkon）的出生于巴格达的犹太人说“饭馆全关门了”。他自告奋勇地推荐我去他朋友开的一家小馆子Avazin吃“希希立克”，好歹填饱了肚子。

街头，行人很少。特拉维夫的王府井——阿兰布（ALENBU）大街也没有什么人。到处是“请随身携带防毒面具”的提示。在拉马特冈Ramate　Gan，一群身背防毒面具的市民正围着一处前一天被“飞毛腿”导弹炸毁的民宅发呆。出租车司机说：“到目前为止，已有14人死亡，192人受伤。”废墟插了一面六角形的“大卫星旗”，旁边树立起一块高4米，长10余米的蓝色巨型木牌，上用白油漆书写着该区区长的一句话：“拉马特冈在它公民支持下坚强挺立（Ramate　Gan　stands　firmly　behind　its　citizens）。”废墟旁，一台推土机正在平整土地，计划重建一座新屋。

豪华的希尔顿饭店（Telaviv　Hilton）的第六层修建了防毒室。住在这里的宾客被告知，一旦有空袭警报，应立即进入六楼防毒室。我的好朋友、日本《新闻周刊》摄影记者村田信一由于忘带防毒面具而不许回希尔顿饭店。

犹太出租司机ABRAMOVIZ　HAIME　的车里也放了防毒面具，望着明亮的蓝天，他自言自语道：“但愿今夜平安无事。”

2月2日晚，我和加拿大摄影记者乔正漫步德里希沙龙大街，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鬼哭似的警报声在四周呜咽，抬头仰望，只有高楼丛中一线青天。家住该街99—G　—9号的小伙子嘉迪连拉带拽地把我俩弄上他家的二楼。这是一间大约只有10平方米的空屋，门窗缝上贴满了塑料密封胶条。小伙子最后一个进屋，手忙脚乱地用胶带纸封死身后的大木门。他命令我们戴上防毒面具，见我没有，就大声训斥：“如果让警察碰上，非罚你两百谢克（合120美元）不可。”小伙子嘉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