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瞠目结舌的揭露性的总结，这个总结成了后来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著名报告的基础现在我们再回到２０年代

斯大林身为中央核心的领导，很快感觉到，除了他所具有的组织方面的素质以及许多人在机关中都已感觉到的那种“强硬手腕”以外，他还应当以理论家的姿态表现自己。一方面，由于要过渡到为建立一个新社会而进行斗争的新阶段，需要对广泛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一切都是新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轮廓使得有可能看到今天现实地平线以外的发展轨道。但是，列宁的结论却要求把理论具体化地运用到最近将来的实践中去。

另一方面，斯大林懂得，一个党的领袖——而他是希望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这样的领袖的——应当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稳定的声望。他明白，他平时所写的绝大多数文章，在大众的意识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些文章许多是为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事件、某一个时期而写的。在革命大潮中涌现出的各种口号、思想和号召的五彩缤纷的万花筒中，斯大林那些枯燥的文章简直不为人们注意。不错，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开始逐渐在党的领导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时，他还发表过一些理论性的著作。我已经提到过一篇，即《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的理论和哲学水平到底如何，即使从下面这个片段也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逐渐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么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赘。由此就产生一个著名的辩证原理：凡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即日益成长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日益腐朽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因而是必遭失败的。”紓紜矠这种推理的令人难受的肤浅和幼稚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没能妨碍米丁院士把这段话称作“对新事物的经典性说明”

他的如下的一些理论著作，像《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１９１３年）、《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１９１８年）、《关于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１９２３年）以及其他著作，也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斯大林很快感觉到，他根本不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自己的东西，使其在伟大学说中成为真正的新成就。他越来越相信，列宁的天才已预见到很多东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已把遥远前方的帷幕揭开。斯大林无论在哪方面下多大力气，他都会发现，远在前方已有领袖的踪影。总书记的思想甚至不能接近天才的思想。

激烈的内讧不断地摇撼着党，这在客观上要求斯大林最广泛地去宣传列宁的遗著，宣传他的思想和结论。因此他产生一个想法：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进行短期的讲课，题目是《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逝世不久这门课就讲完了。１９２４年４月和５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讲稿。也许就是这篇讲稿使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被公认为“理论家”的。

不仅基本群众即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工人阶级和党员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因此常常出现学习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要求。只有极其通俗、易懂、清楚、简单，才能使他们理解列宁的思想。斯大林对解决这个问题是有所准备的。他那种“教义问答式的”思维方式在这里是再有用不过的了。电文一样简短的句子，没有任何费解的名词。不深奥，但是清楚，非常清楚讲稿发表以后很受欢迎，被宣传员、鼓动员广泛用来消除人民群众的政治上的无知。后来，《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论列宁主义基础》被奉为经典，被斯大林的热心的宣传员们变成了教条引文集。他的著作简直就像是引文的拼凑，如果从他的集子中去掉引文，有些著作就会只剩下标点符号了。但还是一版接一版地出

在斯大林的这些著作中有不少论点，千百万苏联人的世界观就是在这些论点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总书记在解释列宁的思想时，把其中的许多东西根本改变了。例如，在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时，他实际上把重点只放在强制的一面，而完全“排除了”民主的内容。在今天，当我们读到斯大林的《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一著作而又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时，不能不浑身颤抖。

文集在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本接一本地出版。编辑们没有斯大林的许可不敢作丝毫的改动和更正。因此，比如在阅读１９４５年第１１版《列宁主义问题》这本文集时，你会遇到一些使你惊慌失措的地方。斯大林在争辩，在谩骂、批评、污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索凌、斯卢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