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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合今1万元，按当时物价，可购买黄金100两，或15间左右的四合院四五所）。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木印科（原石家庄大众美术社）与私营的荣宝斋合营，派侯恺为公方代表，出任经理，原私方经理王仁山任副经理，完成了有历史意义的北京第一家私营商业的公私合营。1950年10月19日，公私合营后的“荣宝斋新记”开张，郭沫若给题写了匾额。同时，荣宝斋新记也与各地分店断了关系。1951年，荣宝斋陆续召回困难时被辞退还乡的技术工人，又吸收了一些青年进行培训，并将荣宝斋划归隶属于人民美术出版社。1952年，私方被迫拍卖股权还债，国家再次拨出资金四亿零四百万元，用于老荣宝斋偿还债务，也就把私方股权全部赎买为国有。荣宝斋转为国营后，走上兴旺发展的50年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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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老店迈新步

荣宝斋先公私合营再国营，只不过一年多的时间。这在北京的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是先行者，侯恺当时大概也就30岁左右，每天早晨步行上班，穿着很朴素，为人很和气，一路上与琉璃厂的老少点头打招呼。那时共产党进城不久，干部作风好，平易近人，尊重群众，口碑甚佳。

我对书画知之不多，也没有太多兴趣。例如厂甸那时过年设市时，在南新华街上路东有画棚子，用苇席平地搭起来的，有顶；南北有门洞，棚内挂的全是字画，比较一般，很便宜。画棚子从西河沿一直排到电话局胡同口，一个连一个，只把师大附中、附小的校门留出来。我们下学时常穿着画棚子走，主要是避寒躲风，没怎么注意里面的书画，包括后来毕业于北师大美术系、当过首都师大美术系主任、我的中小学同窗、油画家王琦，也是这样串画棚子，而没有像高我们12年的师大附中的大学长、著名文物字画鉴定大家史树青先生那样：能以两角钱在画棚子里买到一幅台湾大书法家丘逢甲的字，而成为存世的国宝，他的能耐恐怕也是在泡琉璃厂中得到的。这真使我这生长在琉璃厂、在这里居住了30多年的人汗颜。记得1952年，我拿到第一笔稿费旧人民币13万元，当时完全能够买一幅齐白石3到4尺的画——那时国画价钱极低，齐白石的作品每尺才2至4万元，其他名家的画还便宜。可是我没有也不懂去买画，而去买了一双皮鞋，追求穿着神气。真是昏聩之至。

我家本与荣宝斋没什么来往，可人家却找到了我们。舍妹辍学打工，学的是烫金，师父是上海的。他们师徒几个拉出来搞了一个“申京记烫金社”，上海这方面的技术和设备要比北京高，专应精装书籍封面和其他物品的烫金、烫粉（颜色）。荣宝斋的田、柳二公找来了。这时荣宝斋承担着国家赠送外宾礼品的包装装潢，按尺寸用各色织锦缎制作装礼品的锦匣。锦匣上要烫赤金字的上下款，由书法家写出制版。我们同院的连联书店被迫停业后，连前面会文堂所用的房子，一并租给上海迁京的综艺制版厂，制版、烫金不用出院子就全办了。荣宝斋这种活儿，质量要求很高，但数量很少，还很急，当然加工费也较高，多是老师傅谈凤山先生亲自动手，弟子们打下手，要用上海买来的大型烫金机。这种合作持续了三四年，直到1956年后手工业改造成立合作社，“申京记”入社迁出，荣宝斋再有加工活，就找合作社了。

这些礼品性的烫金加工中，有一件事留下的印象很深：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由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宴会主宾的请帖以至菜单，都是织锦缎托裱后做的，上面要烫赤金字，又是数量很少、时间很急。田、柳连声说：“政治任务，务请帮忙。”谈先生立即停下其他活儿，上版做有周恩来具名的请帖，以及菜单。田、刘就等在旁边。做出的活儿，真漂亮！活齐了，点数收走，铜版也立即拆下拿走，因为有周恩来的签名制版，不能留在外面。

田、柳二位不时来我们院，本来就是熟人，有了业务来往就更熟了。古玩、南纸店的人非常讲究规矩礼节。田、柳此时虽然脱了长袍，换了干部服，样子还是老派。有时要等活儿，就到我们家里坐会儿。他们透露出荣宝斋正在木版水印上努力突破，从帖套信笺往复制名画上发展，首幅选的是徐悲鸿的《奔马》，由徐先生不时前来指导。我虽然对国画知之甚少，但对徐悲鸿的“马”，我是深为拜服的。木版水印的《奔马》出来，神形兼具，足可乱真！此作诞生于徐悲鸿先生1953年深秋病逝前。名作虽是复制品，但广大百姓购买的起，能不时欣赏这幅盖世名作，这终于和名作只被少数收藏家珍藏于密室、众人无缘得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