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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业，却不上门板，在玻璃窗上以各种国画对外贴挂，四扇玻璃窗内挂满了国画。人们走到这里，可以低头看鲜花，抬头看国画，这又是琉璃厂的“独一处”。其他字画店也有这种规矩，不营业却下板、室内挂画，可是它门面小，门前没有鲜花卖。

我们和荣宝斋中间仅隔三个门牌，相隔二十多米，称的起是老街坊。我少年时，对荣宝斋的经理王仁山，伙友柳、田二公（恕我一直未问其名，因为年岁相差很多），皆以先生称之。我上了中学，有时也去他们那里看看。因为都认识，他们很热情。以至这种亲热的老街坊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有时我陪国外朋友逛琉璃厂，进了荣宝斋，虽然荣宝斋已经换了几代人，对我这个知底的老街坊照样非常热情，有求必应；甚至能进他们的贵宾接待院——就是原83号韩家宅子的中院，依然磨砖对缝、画栋雕梁，只是前院和大门道改建成了东店堂；正厅原来是“勾连搭”前后六间，现在把横竖的隔扇都拆了，成为一个60平方米的大厅，布置的很典雅，宽绰了，当然也不是原来的格局了。

老字号濒于危困　投巨资国家施援

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创始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到乾隆时，已是较有影响的南纸店了。光绪二十年（1894）松竹斋的主人又开了荣宝斋，作为松竹斋的连号。两年后，荣宝斋增设了“帖套作”机构，成为自刻、自印、自销笺纸的南纸店，其产品优于同行，名声鹊起，也为后来的享名国内外的木刻水印艺术品奠定下基础。

古人过去用毛笔书写，一般用的是木版红色套印的毛边纸的八行信笺，直写，俗称“八行”。如果办什么事，有一封名人的“八行”荐书，等于今天高级领导一个批条、介绍信。这种八行毛笔信笺，今天仍然有卖的。有的人讲究，不愿使一般八行信笺的行货，而要求有自己专用的、甚至有一定装饰或堂号的信笺，包括有名中医的专用药方，这都要另行刻版专印，就需要使用帖套技术了。帖套，简言之，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木刻水印行业，印制信纸信封、请帖通告，不是用现代印刷的有色油墨，而是颜料有色水，用木版刷印。这是一种手工业作坊的生产。帖套作在琉璃厂很多，技术、制品当然有高低之分。

荣宝斋立号时，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的雅意，请同治朝的状元陆润庠题写了“荣宝斋”的匾额，还有“蟠采”、“凝光”两块左右配匾，很风光的。现在这三块主配匾还悬挂在荣宝斋二层面街的翠檐下。据说，陆公题的配匾是四块共八个字，年代久远，现只悬挂了两块。这在原来的荣宝斋的老门面的照片上还可以看出来：正门上是主匾，另外四间门面上都挂有配匾，尽管看不清字迹，但四块配匾的挂法、规格都是一致的。请看在前一页刊出的另一张荣宝斋公私合营后侯恺、王仁山两位经理在店门前合影的老照片，显示的正门东侧的首块配匾露出的后一个字是“缛”，正门西侧的配匾的首字是“凝”，显系今存之“凝光”。这是与“缛”字匾相配的第二块。“蟠采”按尾字上仄下平的音序应是另一套的第三块；一头（即尾字是仄声“缛”的）一尾两块配匾迷失了或摒弃没有用。事情应发生在20世纪荣宝斋国营后大规模扩建时。现在悬挂的“蟠采”、“凝光”左右两配匾可能这不是原来的一套，按音节看是三、二块的另行搭配组合。

1900年，松竹斋歇业，全部业务转归荣宝斋继承。它从创号的第三年起，就自制信笺，到20世纪上半叶印制了大量的优秀笺纸，还受鲁迅、郑振铎委托，印制了《北平笺谱》；重刻印制了明代《十竹斋笺谱》，继承了传统的拱花、套色木刻技术。1928年前后，荣宝斋经营得法，事业一度发展很快，在上海、天津、南京、汉口、洛阳都开设了分店。

日本侵占我国大部国土后，资源匮乏，物价飞涨。日本投降后，紧接着又是三年解放战争，政治、经济更形混乱，琉璃厂的各行业大多趋向萧条，在战乱频仍时，谁又能关注文化事业的生存发展？到北京解放时，荣宝斋已经负债累累，难以维持，濒临破产。不得已只好卖房子还债。买主是北京师范大学。经理王仁山实不忍这已有300年历史、自己几十年付诸心血的文化老店一旦泯灭。就在签约前夕，他还在四处奔走，争取国家给予支持，借给适当资金，使荣宝斋这座文化老店能渡过难关保存下来。此事经出版总署立即报请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急事急办，很快得到批复：“为了扶助该店业务不致因经济困难而陷于停顿，以保存该店出版美术作品的特点而走向繁荣与专业化的道路”，决定由出版总署拨款旧人民币一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