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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每人每天发一斤面粉，接着减少为四人一斤，后来每十人发一斤，然后又削减一半，接着再减一半。

何桂珍的部队不得温饱，捻军却越来越多，作战更加频繁。6月24日，这支饥饿的部队打了败仗。

李兆受对何桂珍的忠诚和勤勉非常感动，尽管挨饿，也不忍遽然背他而去。何桂珍曾请清廷给李兆受授予官职，巡抚从中作梗。李兆受可以不做官，但是断粮的日子长了，便抱怨何桂珍无法养活他们，心中忿忿不平。

这时候，马超江被捻军杀死了，李兆受很生气，怪官府不能把杀人者抓来斩首，为马超江报仇。他决定自己来办这件事，为马超江设了灵位，召集捻军旧部来凭吊。于是，安徽与河南的清军统帅们，都向清廷告状，说李兆受又背叛朝廷了，还在街市上张榜通缉。霍山县令悬赏一千两银子，来要李兆受的人头。

李兆受觉得自己的生命得不到保障，便匍伏在何桂珍面前，说他并没有反意。何桂珍加以抚慰，才稍稍安定下来。

恰好巡抚福兴写了一封密信给何桂珍，叮嘱要小心剪除叛贼，不要后发制于人，这封密信却落到了李兆受手里。

李兆受误以为何桂珍出卖他，便于12月11佯装设置酒宴，招待朋友，暗地里设下埋伏，在英山的小南门杀死何桂珍，将尸体焚毁，骨灰扬弃。李兆受同时杀死何桂珍的四十七名随从。然后，他召集民众，袭击圩寨，兵力号称几万人。

何桂珍死年三十九岁。传说他被杀时，有一股白气如白练一般从屋顶上的瓦片之间溢出，一个时辰以后消失。

何桂珍的败亡，原因在于他只有将领的空名，既无粮饷，又无军资，也没有赏罚权。而他身边又陪伴着一个反复无常的降将。更糟糕的是，他因昔日身在翰林，弹劾权贵，为清廷高官所不满。他并没有引以为戒，初次谒见巡抚福兴时，就对军事问题侃侃而谈，似乎要做大帅的老师，又引起上司的反感。他的悲剧，是典型的官场倾轧所造成的。和他比起来，湘军中大多数领兵打仗的书生，应该说是十分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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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咸丰六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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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到来的时候，曾国藩和他统帅的湘军，一部分仍然被困在太平军活动日益频繁的江西，另一部分则仍然被太平军拖在湖北。这支湖南的军队，在战略上已经处于被动的劣势。

湘军的战略失利，与曾国藩本人的决策并无很大的关系，而是由客观的情势所决定的。

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出省作战，只有一万七千人的兵力，与全国五十多万清军绿营相比，只是一支单薄的武装，与号称百万雄师的太平军相比，更是兵少将寡。而且，湘军并没有后备的兵力，所过之处，后方是一片空虚。已经攻占的地区，在湘军继续推进后，马上就被太平军重新占领。前有太平军堵截，后有太平军袭扰，湘军是不可能不陷入被动局面的。

曾国藩率领湘军打出湖南，是文宗一再催促的结果，也是湖北清军再三求援的结果。如果曾国藩部分靠着地方上的捐输，部分由各级政府财政拨款，养着一支地方武装，却老是不肯替清廷卖命，恐怕是说不过去的。因此，不管曾国藩是否愿意，他都得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带着这支军队出省作战。

曾国藩当然知道自己兵力不足，因此并没有打算靠着自己的这支部队单独与太平军搏杀，他更无法预见到，湘军将会在以后几年里成为清廷唯一依靠的武装力量，开进大清帝国所有的行省。他指望清军能够配合他的部队，从武昌一直打到金陵，但是清廷没有军力配合湘军，甚至没有力量填补湘军的后方，致使湘军陷入困境。

曾国藩在被困江西之后，向清廷提出六路进兵的方案，还是指望清军协同作战，但是清军无兵可派，这个方案成为一纸空文。

在这个时期，太平军已经意识到自己在战略上的失误，在转入战略防御以后，已经懂得占领金陵至武昌一段长江流域的重要性，改变了过去在战略进攻中派大军一扫而过的方法，开始在有限的占领地发动民众，扩展队伍，驻守城镇，建立根据地，拱卫天京。他们致力于在江苏、安徽、江西和湖北四省攻占城池，派兵驻守，致使湖北和江西两省的湘军，以及安徽和江苏两省的清军，都被迫留在当地与太平军展开拉锯战，无法彼此靠拢，连成一片。

因此，湘军的战略劣势，便因清廷的命令和太平天国的战略改变而延续下去。

湘军能不能在劣势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