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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而感到自豪的人缺乏道义勇气（坚持正义的勇气）。这些人一再调整立场，准备妥协，结果造成社会主义继续通过我国各种机构向前推进。我认为这种推进已多少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现在有那么多人和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靠国家在公营部门就业，获得社会保险抚恤金，获得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一这种经济上的自由已开始对他们的生活水准造成几乎令人无法接受的威胁。而且，当最终出现这种情况时，下一个牺性品就是政治自由——如加入或不加入工会的自由，持有不同观点仍有权在国家学校教书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自由。而且，国外共产主义的发展以及西方在它面前的退却正在帮助削弱那些希望在国内反对集体主义的人的士气。

1979年竞选运动还在其他几方面与过去不同。这是保守党第一次如此明确地为自己的主题而奋斗，这个主题就是：“现在是改弦易辙的时候了”。这个观点包含这样一个意思：英国自1974年以来一直在退却；不管1970—1974年的保守党政府如何勇敢地出击，它本身也是退却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大胆说明究竟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为什么必须从根本上采取行动加以纠正。但我很快认识到，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总部却总的说来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认为，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失言”，这实际上意味着避开任何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避免攻击工会权力。他们相信，工党已经名声扫地，必将在大选中败北。我除作了一些让步外，仍坚持自己的做法。但是这导致产生了紧张局面。

它还导致了政府和反对党两个角色的奇怪换位。竞选一开始，工党就没有怎么考虑自己的竞选宣言，只是为拉选票作了一些承诺——如领养老金者免领电视许可证等，另外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有限的辩解。他们集中力量攻击保守党的政策——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捏造的。吉姆·卡拉汉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他那慈祥大叔的和蔼形象，领导了一场极为有效但却完全消极的竞选运动。他们的运动是从3个层面上展开的，第一，每天向新闻媒体提供骇人听闻的故事——从加倍征收增值税到大量削减国家保健服务。他们说，如果保守党当选，就会发生这些情况。第二，对我们的承诺特别是关于降低所得税的保证的可信性散布怀疑。第三，竭力把我描绘成一个危险的右翼理论家，不适宜承担首相这样高要求的复杂任务。工党的战略使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应该对他们的进攻进行还击。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使命，坚守自己的阵地？我们只是部分地摆脱了这种困境。

第二节　组织竞选运动

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期待举行大选，因此有充分时间进行准备。在党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租用了一辆大轿车，把它布置成活动办公室，我们就在这间活动办公室里从一个竞选地点跑到另一个竞选地点。活动办公室的总管是戴维·沃尔夫森。他是替代约翰·斯坦利担当这个工作的（我们出师第一天，约翰在布里斯托尔走下阶梯时滑倒，造成椎间盘突出，立刻被送往医院；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就一直呆在医院里）。德里克·豪在“战斗大轿车”里担任我的新闻秘书，戴维·博迪则是第二新闻秘书——他和新闻记者们一起坐第二辆大轿车。罗杰·博登负责提醒我们下一站到什么地方，到了那里该做什么——这是一项相当繁重的工作。我的老朋友、保守党副主席珍妮特·扬夫人和我们一起旅行，负责与保守党主席办公室保持联系。迈克尔·多布斯担任流动图书馆馆员，随身携带大量事实与数据资料，以备我在小城镇停留时回答问题之用（他后来写了一本讲述可怕的政治欺诈故事的书）。哈维·托马斯打前站，为我安排讲话，组织群众集会。另外还有3位长时间不辞劳苦辛勤工作的秘书——特萨·贾丁、佩特森、卡罗琳·斯蒂芬斯和萨莉·詹姆斯，她们在乡间道路上转弯和颠簸的轿车上用打字机打出我的讲话稿，这是一项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

由于当时没有文字信息处理机、传真或复印设备，工作比后来两次选举复杂得多。我们倒是有一部无线电话机，但它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司机有一次倒车时，不小心撞坏了天线，就再也无法使用。所以，每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的保守党分部，就疯狂地冲向电话机，赶紧向总部报告改动讲话稿的情况，同时另一个人通过另一部电话记下当天在伦敦发生的事件。

为了让我跑更多地方，旅途上有几个晚上没有回伦敦。但我发现这种做法效果并不理想，以后两次竞选就再没有这样做。离开了伦敦，很容易失去（或者至少感觉到失去）对竞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