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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激动使我情绪无比兴奋。尽管民意测验表明，工党可能正在向我们逼近，但依旧存在着较大差距，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正在赢得这场争论。工党的竞选已明显地表现出疲惫感。他们反反复复重复一个题目——托利党的政策不会奏效，即使奏效，也是以无情削减公用事业为代价。这样，他们就不知不觉地滑进一种论点，即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奏效，英国的问题实质上是无法解决的。这种观点使工党违背了人民的基本要求，人民本能地认为进步是可能的，是应该去追求的。我们代表这种本能要求——实际上，工党把这一独占权拱手让给了我们。我感到竞选的进展情况很好。

当时，丹尼斯、卡罗尔和罗尼·米勒也在饭店里，我们一起闲聊，开玩笑。珍妮特·扬一直和我们一起旅行。吃晚饭时她溜了出去，回来后表情严肃地对我说，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她一直称呼他“主席”——认为政治形势不是太好，应该让特德·希思参加下次党的大选电视广播。

我听了禁不住勃然大怒。这分明是不信任我。要是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总部至今还不明白，我们正在竭力扭转的不仅是威尔逊——卡拉汉的政策，而且也是希思政府的政策，那么他们简直什么也没有懂。我对珍妮特说，如果她和彼得是这样认为的话，那我还不如卷铺盖走掉。特德参加4届大选，3次失利，对一次以这样一个宣言为竞选纲领的大选，他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邀请他来为我们发表党的政纲，等于承认我提出的政策失败。

由于珍妮特传达了彼得的意见而责怪她，也许是不公平的，但这是竞选期间最使我真正感到沮丧的一次。我告诉她，这话我甚至听也不想再听。她把我的反应传达给“主席”时无疑作了一些删节，我怒气未消就上床睡觉了。

第五节　竞选第三周——选举前7天至选举日

星期四上午在格拉斯奇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平平淡淡毫无特色，记者们似乎没有多少话要说，而我依然心情不佳。上午稍晚一些时候，我接受了一位苏格兰电视记者的采访。这次采访很不好对付，据认为他是个保守党支持者，但却希望证明相反的东西，态度特别不友好。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不足为怪。但这之后，情况又好起来。我们在阿伯丁参观一家乳品厂，我在那里品尝了我所吃过的最好的黄油——但我惊讶地了解到，生产的这些黄油并不是供国内消费，而是运往欧洲经济共同体储藏起来，备作干预价格用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堆积如山的黄油。

然后，我们前往巴基的港口并参观一个鱼类加工厂，那里人民无法抑制的高昂热情和良好情绪在我身上产生了奇妙的作用。傍晚我在埃尔金市政厅一个集会上讲了话，然后乘车到洛西茅斯搭乘飞机回伦敦。在赶往洛西茅斯机场途中，到处有人群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不时停下车来接受鲜花和礼物。这再一次证明，我们是在朋友之中。

星期五上午记者招待会前，当我来到总部听取情况介绍时，不难想像，4月的空气中还有一些不合时令的寒意。在记者招待会上同一名记者讨论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时，我的态度也很冷峻。接着是接受一名电视记者采访。事前我被告知，他是保守党的同情者，结果证明他的态度恰好相反。竞选运动到了这个时候，疲劳已使每个人神经紧张，而压力仍有增无减。我知道我还有几次重要的记者采访，还有最后一次保守党大选电视广播要录像，还有两次重要讲话，一次在博尔顿，另外一次在保守党工会会员大会上。同时，新的民意测验似乎表明我们的领先优势正在逐步削弱。总部认为，保守党的优势已从10个百分点左右下降到6个百分点左右。保守党内部的民意测验比中间数字稍稍偏高一些，但不幸的是，没有理由相信它一定比其他民意测验更可信。我必须取消当天下午访问富勒姆选区的计划，以便集中精力起草保守党大选电视广播稿和保守党工会会员大会讲话稿。但有人对报界说，我取消此行的真正原因是嗓音不行了。报界就利用这话夸大其词，把我描绘成“被战斗搞垮了的玛吉”，说我试图制止选票滑坡。实际上，我的嗓音处于最佳状态——现在我必须不惜冒过份紧张的风险，故意扯大嗓门，让采访记者和听众相信我的嗓子好得很。

星期六早晨的《每日快报》刊登了国际市场舆论研究会的民意测验结果，我们领先的优势已下降到只剩下3个百分点。有迹象表明保守党总部处于轻度的紧张不安之中。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写信给保守党候选人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请大家不要自满，不要绝望。”这封信并没有起到多大的鼓劲作用，也许倒是准确反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