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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令人遗憾的。
据说柳传志先生后来得知此事后站出来说:对不起,是我们管理层有错误。于是指责的舆论开始降温。但是话说回来,对被裁的员工说对不起依然属于“情感公关”。
案例3:华为员工过劳死
去年发生的华为员工胡新宇之死,被吵得沸沸扬扬,同样显示了情感公关在品牌危机中无以复加的独特作用。
2006年5月28日晚,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5岁的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
多天的抢救仍无法挽回胡新宇的年轻生命,他的全身多个器官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不断衰竭,直至最后一刻。
毕业于四川大学1997级无线电系二班的胡新宇,2002年考上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攻读硕士,2005年毕业以后直接到深圳华为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在4月底住进医院以前,他从事一个封闭研发的工作,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
“公司十分痛心。”华为新闻发言人傅军表示,虽然过度劳累与胡新宇死亡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确实也有相关性,公司高层已经高度重视对此事的处理,公司也重申了加班政策,晚上十点以后加班要经过批准,不准在公司打地铺过夜……
虽然过度劳累与胡新宇死亡未必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大背景,就是近年来,IT业界与其他业界的白领都一样,英年早逝的现象非常严重。这里面有环境压力的问题,有当事人身体素质的问题,但是对中青年健康的担忧与关注使得这一事件一下子提高了被关注度。
由于这一事件引发了很多深层次的讨论,诸如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生活这一层面上,其影响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有人甚至将胡新宇说成是华为狼性文化的牺牲品)。因此,华为的品牌管理应该采取一套围绕情感公关的组合措施:
一、 表示悲痛歉意。
不论被透支使用的精英人才,还是工厂里超时劳动、过度劳累而倒下的普通职工,都是我们社会的宝贵财富。这种事情的发生,都是令人十分震惊、惋惜的。
无论医院调查的结果如何,员工死亡与加班之间有无直接的联系,都应对死难家属表示真诚的慰问,表示歉意。
二、 必要补偿。
物质补偿,情感慰问。虽然不能挽回丧失亲属的伤痛,但在诚意上能够表现更强。
三、 整改加班制度。
超时加班可以让一些企业得一时之利,但从全局和长远来看,这对企业是得不偿失的。不论是亡羊补牢还是无则加勉,企业都应该对自身系统检查,调整改进原有制度。
令人欣慰的是,华为公司高层已经高度重视对此事的处理,公司也重申了加班政策,晚上十点以后加班要经过批准,不准在公司打地铺过夜;进一步致力于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营造“关爱员工、合作双赢”的企业文化氛围。
四、 倡导理性思考。
通过平面媒体有限传播来实现。客观地说,青年死亡的原因是很多的,可能与身体素质有关,也可能与某些特殊疾病有关。而没有加班的青年,也可能会由于上述因素导致死亡。这件事需要理性对待。
第三章 情感公关策略(8)
五、 阐述加班制度与胡新宇之死二者没有必然联系。
通过网络传播实现。这一应用主要由第三方以讨论的观点展示,呼应第四步骤。此间必须注意,言论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不可偏颇。
案例4:富士康诉记者案
另一个2006年8月发生的案例是富士康是否是血汗工厂的报道。显然;这一案例的主角与前面几个案例的当事企业没有可比性:前面几个在大陆有一定的亲和力;城市白领已经耳熟能详;产品品牌直接面对消费者等。但是我们可以比较的是面对类似的品牌危机;如果采取相反的的危机管理策略将给企业带来怎样的后果!
因不满有关富士康员工超时加班的报道,台湾首富郭台铭所控制的鸿海旗下子公司,以名誉侵权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两名记者提出总额3000万元索赔,并要求法院查封两记者的个人财产。
一时间,事件本身与事件背后的话题在新闻界和法律界犹如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至今余震延续;牵动了各方的关注,牵动了无数业界的神经。
事件回放:
6月15日,《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一文刊发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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