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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六妹走在当中；另一个日本兵抱着李敖走在爸爸旁边，他们走在最后。途中爸爸对妈妈说：“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担心……。”但日本兵马上哇哩哇啦喊了几句，意思明显是不让爸爸妈妈交谈。

最后总算走到榆次日本宪兵队。爸爸被安排一个人单独住，妈妈带着三个孩子睡另一间，爸爸妈妈之间相互不许交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

望着母亲忧心仲仲的神情，小李敖虽然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但也知道出事了，感到很害怕，但他没哭，只是很快又在惊恐和疲倦中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李敖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旧式平房，中间有一个小小的院子，更增添了阴森和窒息的气氛。到了下午，李敖一家又被押送回太原的日本宪兵队，翻译对妈妈说：“太太可以带小姐、少爷回家，没有我们的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长有些事要留下来！”爸爸对妈妈说：“你放心回去吧，我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回家！”

回到家后的几天，李敖每天醒来都看到妈妈红肿着眼坐在床头发呆，他不知道如何安慰妈妈，只感觉到一种愤懑和仇恨的情绪在内心滋长。

不久，妈妈被允许带孩子回北京，爸爸没被判刑坐牢，而是被囚在日本宪兵队里，整整六个月后才被无罪释放，苦头没少吃。

李敖的父亲被关在日本式的牢房，规矩很严，白天必须盘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宪兵做禁子牢头。整整六个多月，他挨过一次耳光，手表又被日本宪兵对换，最后他回北平时，戴的是只东洋烂表。

李敖爸爸这次坐牢，实际上是一次政治纷争的牺牲品。原来当时驻华北的日本华谷（？）中将一向飞扬跋扈，想找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麻烦，于是将脑筋动到太原禁烟局上面。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举人，做过清朝留日学生副监督，民国以后，三度出任财政总长。卢沟桥事变后，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又做“新民会”会长，成了“前汉”（前期汉奸）。到了1940年，跟“后汉”（后期汉奸）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合并，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名义上归汪精卫管，实际上自成体系。王克敏因为是老资格，也有个性，所以对日本鬼子并不惟命是从，结果自然惹起日本军人的嫉恨，华谷中将于是掀起”太原禁烟局贪污案“，给王克敏好看，而首当其冲的受害人自然是局长李敖之爸了。

当然，此案掀起，也与李敖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关。

华谷中将的做法是：先由商人咬太原禁烟局的信科长、俞秘书等贪污，再牵连到李敖爸爸。信科长在宪兵队被日本鬼子打得皮开肉绽后，再在打破的肉上，揉上咸盐整他；俞秘书也被三上吊，灌凉水等，可是他们都不肯诬陷自己的局长。

终于有一天雨过天晴，北京总局局长刘六爷的太太派人送来一封信，上面写着“李太太亲启”。温茂林看到信像捧到圣旨一样，马上“教育”小孩子们说“亲启的信就是秘信，只能自己看，谁也不能拆”。妈妈当时不在家，大家难免急得抓耳挠腮。最后妈妈终于回来了，打开信一看，信上只有几个字：“据闻老师不日归京”。寥寥几个字让家里人乐开了锅。接着是期盼、期盼、再期盼，终于等到爸爸回到了家。但见爸爸消瘦了很多，头发是被剃光后新长出来的短茬，面色苍白，看上去让人心酸。不过能从日本宪兵对活着出来，等于通过了鬼门关死里逃生，已是万幸了。

日本鬼子看最后实在抓不到李敖爸爸的把柄，只好把他放了。

李敖的父亲被无罪释放，王克敏看他清白，越发赏识他，特意将他找去，要他做华北禁烟总局局长，可是经此事变，李敖的父亲心灰意冷，决心脱离官场，埋头下来做一点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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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颠沛流离（5）

父亲赋闲在家，对家人来说是难得的团圆相聚的日子，李敖感到很温馨。恰如他后来这些回忆这段幸福时光时所说的：“爸爸选中了中国土地问题，做专题研究。他从此成了国

立北京图书馆的常客，在这个第一流的图书馆里，他遍读了有关土地问题的书，作笔记。他偶尔也买一点旧书，像向乃祺的《土地问题》、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有时候，他也带我到这个图书馆来，他看他的大人书，我看我的儿童书，父子对读，构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幅图画。”

李敖的父亲当时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地下抗日工作工作，李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