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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名和利，但这样的创作动力能持续多久呢？

由名利思想激发出来的创作热情，最终也是使全社会受益。任何创造，都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有利于人类文明的积累和传播。而扼杀了名利思想，就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创造。

中国的误区

·　鲍格胥到中国讲“版权ABC” ·　世界级笑话：《版权法》第一稿竟然叫作《出版法》 ·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争论，###问：版权局和新闻出版署能否合二为一？ ·　作者与作品是父与子的关系。

鲍格胥博士于1982年来到中国。他带领世界上的一批版权专家抵达南京，参加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的版权培训班。这些专家都带着事先打印好的讲稿。他们曾用这些讲稿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培训班讲过课，其中的原理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但是，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都惊讶地发现，自己准备好了的讲稿几乎等于一团废纸。

参加培训班的人员，几乎清一色的是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一谈起版权，他们立即想到的是出版，进而想到的是出版社的权利。当授课者明确指出版权是作者的权利时，会场上的气氛一下了就炸开了。受训者都大惑不解：这是怎么回事儿？弄了半天，是让我们来学习如何保护作者权利。我们是国家的出版社啊，代表的是国家，作者可是个人、自然人，难道版权法不保护国家的出版社，却反过来保护个人，代表个人利益向国家讨价还价？

因此，外国专家不得不从版权的ABC讲起。鲍格胥博士此后曾六次来到中国，每一次都看到中国人对版权理论的认识有新的飞跃。但南京那次培训班的情形，他怎么也不会忘记。他回忆说：“当时，我们的讲稿毫无用处。中国的版权保护是从零起步的。我们必须从什么是知识产权这样的基本常识讲起，再引入到版权的基础知识。”

也就是说，要从启蒙教育抓起。而这种启蒙非常艰难，因为每一个受训者的头脑并非是可以书写最新最美图画的一张白纸，而是装满了貌似进步却是十分落后的旧的观念，这种旧观念与版权的新意识刚一碰撞就交上了火。于是，争论开始了，而且争论得很激烈。

这种争论也反映在版权法起草小组内部。如果有谁准备写一部中国的版权立法史，那就绝对不能忽略这样一个重要的史实：版权法的第一稿并不叫版权法，而是叫出版法。起草者的本意是要为版权立法的，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就将版权与出版合在了一起，并且以出版法作为草案的名称。它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出版的，第二部分才是关于版权的。

“这简直是不伦不类，笑话！”国内仅有的几位懂得版权的同志看了这个草案，尖锐地指出：“出版与版权完全是两码事。不能合二为一，只能一分为二。不然就是世界级笑话。”

但更多的同志掰不开这两大块。他们问：“版权不就是出版权吗？”

这样的糊涂认识甚至反映到国家的最高决策层。

在由###同志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曾经因此引发了一场争论。

当时，争论的直接原因，是有的同志提出——摘掉国家版权局的牌子。

这块牌子是于1985年才破天荒地挂起来的。它很不牢靠，尽管它是与国家出版局的牌子挂在一起的，仍被许多同志视为多余。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有的领导同志提出，在建立新闻出版署的同时撤销国家版权局。

当时国务院总理###对这种合二为一的建议没有立即表明态度，他问列席会议的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兼国家版权局副局长刘杲：“出版和版权放在一起行吗？”

刘杲回答说：“它们完全是两回事儿。”

尽管刘杲一身兼着二任，但他清楚地知道，出版局与版权局的职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要对出版业进行行政管理，而后者是要通过行政力量维护作者的权利。不仅国家版权局的牌子不应当摘掉，而且它本来就不该只是一块牌子，而应当是一个独立行使职能的工作实体。为了保住这块牌子，后来的新闻出版署署长兼版权局局长宋木文曾到中组部、国务院有关部门做耐心的解释说服工作。现在，这种说服工作又做到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来了。他们明确提出，在建立新闻出版署的时候，应当保留国家版权局这块牌子。

###同志没再说什么，但这时候，有一位领导同志插言，又提出了那个老问题：“出版和版权不是一回事吗？”

“不是。”刘杲为此作了一番解释。

那位领导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