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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两篇作业《秋菊》和《阿婆谣》曾深受我的称赞;在同学们办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后又经我推荐,在正式的散文刊物上也发表过;并且,都曾被《青年文摘》选载过。
她还曾是我的学生们自己创办的文学刊物《文音》的主编。
现在,她已经毕业了,在北京一家报社临时打工,成了新一批的“京漂族”。
当她告知我她在写长篇小说,我的态度是明确的——反对。
我一向对我的学生们强调,我所开的课,并非是要想从一个班的学生中培养出一两个作家来(这根本不是我的授业目的,也不大符合作家产生的规律),而是要在学子们迈出校门之前,帮他们集体的“临阵磨枪”,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从业能力。我认为中文学子的从业能力,无非评、创二字而已。创的能力,我指的也不是写小说,而是创想的能力。进一步说,是感性思维的能力。至于评的能力,我则一向认为是中文学子的底线能力,“看家”的“本领”。
但杨燕群却首先不去解决好自己的工作问题;她在工作问题极不稳定的情况之下,专执一念地写起小说来,而且是长篇。
故我对她此举甚不以为然。
倘我教过的一个学生,毕业后,在工作问题亦即生存问题相对稳定之后,业余有着写作的爱好,那么我是十分欣慰的,反之——不。
所以,我首先要规劝我的一概的学生们,毕业后万不可也学杨燕群。并且,在此一厢情愿地将我的规劝,奉献给所有的即将毕业的学子,包括中文学子们。
因为一个道理是那么的显然——工作问题亦即生存问题,乃是一脚迈出校门后的当下问题,迫切问题,无法不面对的最现实问题。它对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而文学的创作——在我看来,可以当成终生发生亲密关系的事情。在哪一个不再为生存问题所困扰的阶段都是可以从从容容认认真真地开始的。
但,她既然已用三个多月的心血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那么我不能不格外郑重地对待。
然而当我看完她的这一部小说时,确如她所预料以及别的老师们所预料的——我实在是对这一部小说喜欢不起来,甚而也可以说,很逆反。
确切地说,是对她书中的主人公天香极其反感。
我自然看出了,作为作者,杨燕群对她笔下的主人公天香,确是很同情也很怜惜的。尽管也有批判,但那理解、宽容、同情和怜惜,却分明是占了主要情感成分的。
于是,某种常识性的文学创作问题摆在了我面前——为什么一个作者自己予以理解、宽容、同情和怜惜的笔下人物,在一个读者那儿却恰恰形成了相反的读后感觉?
或者换一种说法——为什么一个读者难以理解,难以宽容,难以同情和怜惜的小说中人物,其“创造”者却分明的为之唏嘘不止,大为感动?
而且,我认为这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认为根本上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意味着读者也许太过心灵麻木。
第二个问题则意味着作者也许太过一厢情愿。
恕我直言,我几乎便想用“自作多情”一词了。
因为,通常的情况乃是——一个作者那般同情与怜惜的小说中人物,“她”总要多多少少有点儿可爱之点的。
然我竟一点儿都看不出,“天香”这一名刚刚毕业离校的大学女生,她身上究竟有什么可爱之点?
因为她能将汉文字排列组合得像是诗么?
那又怎样?
社会便该供养起她来?给她发一份不菲的工资?安排一处体面的住房?使她可以无忧无虑地进行那一种文字游戏?中国从前是供养着一些诗人的。但从前的诗人们笔下的诗,几乎是值得将他们供养起来的。中国现在也有些诗人他们的诗是写得相当相当好的,却已不再被哪方面供养着;而且,也没有天香那一种怀才不遇似的怨天尤人。
天香的怀才不遇纯粹是一种自我想象。
因为她漂亮么?
姑且不论仅仅漂亮的女孩决然并不意味着一定可爱也是一个常识——但小说中明明写着,她是其貌平平的呀!
因为她纯真么?
她起初确乎是纯真的。可她将纯真丢弃得多么快啊!
因为她确有着良好的综合素质以及完全被别人和全社会视而不见的从业技能么?——起码小说里没有写到。
然而大学生一毕业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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