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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即规律。

然而，在乾与坤、天与地、阳与阴、刚与柔这两对矛盾中，它们却又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有主有从的。“大哉乾元，万物之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乾阳居尊位，坤阴处卑位，坤顺于乾，阴从于阳。将这一理论应用到社会上，人的行为应该是“顺天应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孔子认为，“德”是人修养的至高境界。“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只有崇尚其道德，才能成就其大业。

《周易》与西方宗教哲学相比，它没有建立独立于人格之外而主宰一切的上帝概念，其中所谓的“天”，或表示“道”，或表示自然界，或与地相对应，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统一，研究的对象是天、地、人三才，而以人为根本。

西方宗教哲学则将人与“上帝”永远地割裂开来，人始终成为上帝的“奴仆”。

三、“易学”的兴起和影响

《易传》的问世，仿佛一下子打开了“易学”神秘殿堂的大门，研究者接踵而来，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派六宗、互相攻驳”的现象。

西汉初年，“天下但有《易》，未有它书”。将《周易》推上显赫的位置，并冠以儒家经典之首，促成了汉代“易学”的勃兴。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注重“象数”，强调卦的形象与数字。“象”指卦象和爻象，即卦、爻所象征的事物及位置关系，“数”指阴阳数和爻数。这种以“象数”解说《周易》并推测宇宙或人生变化的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

魏晋时期，王弼力矫汉儒“以象求理”的弊端，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观点。他认为，“象”只是用来“存意”的手段，人们不必拘泥于具体的“象”。他专讲《周易》的思想，力废象数。

然而，唐代陆德明的《经点释文&amp；#8226；周易音义》、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和孔颖达的《周易正义》等，则特别多的保留了汉代“易学”成果，成为后人研究“汉易学”的重要资料。

宋代把“易学”研究推到历史的顶峰。据《宋史&amp；#8226；艺文志》统计，“易类三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其显著特点是对《易》图的研究。《易》图指“河图”、“洛书”和“先天图”、“后天图”。

他们在理学思想影响下，以“义理”释《易》，强调从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名涵义来解释卦爻象与卦辞、爻辞。主要著作有程颐的《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

元明时期，不但笃守程、朱遗说，而且进一步阐发其“图”、“书”与“性”、“理”。胡广“奉敕”编撰《周易大全》，主要采用了程、朱注本。这是一部作为科举取士用的标准读本，是明代儒生的必读之书。

到了清代，古老的“汉易”复又得到学者们的重视，一度出现“汉易”、“宋易”百家争鸣的局面。

为了调和两派“关系”，康熙命李光地等人“采摭群言”，编撰成《周易折中》，乾隆命傅恒等人编撰成《周易述义》，使“象数”、“义理”齐头并进，一起发展，把“易学”推向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同时，清儒还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历代“易学”著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后人了解“易学”的发展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进入20世纪，“易学”研究越发火热，除了继续从“象数”、“义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外，还出现了大量的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探讨的著述，使《周易》在历史、文学、宗教、科技等方面，都得到广泛而深刻的阐述，拓宽了“易学”的研究视野。

这一时期，以传统方法研究《周易》的著作主要有注释与考证两大类。前者有黄焕钊的《周易辅注》、沈竹祁的《周易易解》、杨树达的《周易古义》等；后者有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白寿彝的《周易本义考》、王明的《周易参同契考证》等。

民国期间，拈辛斋是最具影响的易学大家之一。他著有《易楔》、《学易笔谈》、《易数偶得》、《愚一斋易说订》、《读易杂识》、《改正揲蓍法》等七种，其学说贯通古今，集儒、道、释、耶稣为一体，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易学”体系。

尚秉和则是以专门研究象数之学而闻名海内的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