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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伊萨克森（Walter　Isaacson），

《时代》前任主编

布瑞顿·哈登与亨利·鲁斯一点都不迷惘。当他们在1922年2月6日从《巴尔的摩新闻报》辞职时，他们坚信自己一定可以办成一份“让大多数美国人更了解世界”的杂志。这对24岁的年轻人像一个异类，因为当时的时髦青年们正在格林威治村或者巴黎忙着写作与听爵士乐，或者干脆在苦艾酒中消磨时日。23岁的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还要再过几年才写出《太阳照常升起》，而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已经出版了一些短篇小说开始鼓吹“爵士时代的忧伤”，至于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与迈克尔·考利这样的家伙还没有半点成名的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有的世界秩序，像海明威那样上过战场的年轻人对人类文明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他们希望在本能中寻找力量，到巴黎寻找艺术，所以他们迷惘。而对于美国国内那些没有才气的年轻人来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所带来的“孤立主义”，让他们心安理得地躲在国内享受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物质生活。

1920年11月，第一个商业性无线广播开播，人们的生活中有了广播。汽车尽管依然奢侈却并非遥不可及，纽约的中产阶级们开始流行打麻将，阿姆斯特朗的爵士乐时尚且新奇，尽管依然处于“禁酒期”，但还是能找一些。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成熟，黑白幽默片里的明星们成了新的公众人物。所以，这些缺乏才气、没上过战场的享乐主义们同样对未来一片迷惘。

尽管布瑞顿·哈登与亨利·鲁斯目标明确、信誓旦旦，但很少有人相信他们的计划会成功。尽管这两个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处于相互竞争状态中的年轻人在短暂的记者工作中表现出了惊人才华，也尽管他们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但是毕竟他们只有24岁。美国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媒体，《纽约时报》与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令人生畏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每日都会登出大量新闻，H·L·门肯（H．L．Mencken）的《美国水银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民族》、《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还有新创办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它们则提供大量的分析评论。这两个24岁的年轻人所想像的杂志的生存空间在哪里？况且，这是两个穷小子，创办杂志需要一大笔钱。

他们开始了说服别人当然也包括自己的行动，并给这本尚未出生的杂志起了一个漂亮而宏大的名字—《时代》。一些他们认定的潜在投资者收到了这两个青年充满豪情的杂志创刊缘起：

虽然美国新闻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闻界发展得都好，虽然外国人对美国的期刊如《世界工作》、《世纪》、《文学文摘》、《美国展望》等的精良内容赞叹不已，但大部分美国人却还没有拥有足够的信息，非常无知。这并非是日报的过失，它们刊登了所有的新闻；这也并非是周刊评论的过失，因为它们对新闻也有适当的反应与批评。如果允许一点狡辩，这是人们自己的错。人们资讯不灵通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份适应这个时代的刊物，使忙碌的人能花费很少时间就得到所需要的一切讯息。

《时代》就是这样一本新闻周刊，其旨趣不在于其涵盖内容的广度，它关注的是如何将讯息输入到读者的脑海中。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他们像低级推销员一样四处推销他们的理想，希望能够筹集创办杂志所需的10万美元资金。这其中的挫折可想而知，但是寄出去的订户调查却给他们以信心，将近7成的被调查者渴望见到这本杂志。这两个毛头小子最终得到了8万7千美元，70人或出于真心、或者碍于情面成了这本杂志的股东，其中46个股东来自耶鲁大学。

1923年3月3日，纽约街头的书摊上出现了每本15美分、连封面共32个页码的新生杂志《时代》。第一期的发行情况让两个年轻人沮丧。万册中只有9000册回收了成本，那些最初的热心订户在提到付钱时都冷淡了下来，而通过书摊上销售的5000册最多只卖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