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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当局十之八九也在着手准备收拾他，借此把所有反对亲美政策的人打成共产党间谍，把他们搞臭。事不宜迟。我o］立即通知格雷克逃到东柏林。一直是保守分子的格雷克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局。不过当时我们话说得很直率，他别无选择。如果阿登纳决定拿他开刀，杀一儆百的话，他在西德也不可能保持社会知名人士的地位。

我们安排他在东柏林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露面。格雷克解释说，他是出于爱国才与我们保持联系。我国领导人对这次宣传上的胜利沾沾自喜，甚至可以说有点得意忘形。从此他们胃口大开，只追求要人叛逃的一时轰动效果，根本不考虑一个没有暴露的优秀间谍胜过10多个弃暗投明的间谍这一点。以前我有一个人，化名蒂姆，真名叫施密特·维特马克。他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议员，负责欧洲安全问题的委员会成员兼基民盟青年分部防务委员会的主席。由于他的地位，他成了工业界巨子们的红人，未来基民盟主席的人选。1954年夏天，我度完假后回来，看到沃尔韦伯留的一张便条，通知我必须把维特马克撤回东德。我愤怒至极。为了出一次记者招待会的风头，竟不惜牺牲一个向我们递送波恩加入北约组织详细条件的人。况且我知道维特马克一定极不情愿放弃他在西德前途似锦的仕途，跑到东德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但我无能为力。不管一个情报机构多么敏锐，它始终是政府手里的一个玩意儿。

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告诉维特马克这个消息。我事先想好的几条政治理由一点也没有打动他。他不满足于仅仅当一部永不停转的宣传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没办法，我只好谎称西德反谍报机构正在跟踪他。惟一避免坐牢的出路就是立即逃到东德。他表示，只有妻子同意才能做此决定。我们推测，虽然他妻子知道他为东德搞情报，但不会对移居东德兴高采烈。我们于是劝维特马克返回汉堡前先给她写封信。我们的信使赶在他之前火速回到汉堡，先把消息告诉了她，使她精神上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有所准备。面对要么丈夫受辱坐牢，要么在东德一栋临湖的漂亮房子安家，开始新的生活，她选择了后者。

1954年8月26日，维特马克在东柏林的记者面前露面。他透露说，阿登纳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有重大隐瞒。按照以往在这种场合的做法，我们还让他透露一些通过其他来源得到的情报，以增强宣传效果。这一口是苏联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即波恩正计划建立一支拥有24个师的陆军。这完全不符合波恩政府在公开场合表示的立场。

维特马克被安排到外贸委员会当副主席。我始终为把他召回东德的决定感到遗憾。我常常怀疑，我们是不是为了一条大标题而葬送了一位未来的国防部长。格雷克成了全国民主党内的一名干部。该党代表东德的退伍军人、手工业者和小企业家。可怜的格雷克只好在这个闲差上度过晚年。 当年轰动一时的叛逃到东德的事件完全不是我们策划的。叛逃者甚至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什么情报来源。他的职业反倒是侦破我们的间谍。此公乃是西德反谍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的头子，名叫奥托·约翰。今天很难感受到这一事件在当时掀起的波澜。那时，所有德国人的履历和忠诚仍受到他们昔日敌人的怀疑。左派人士在社会上仍享有威望。

约翰本人反对纳粹。在参加了一次纪念1944年7月20日反对希特勒的未遂政变十周年纪念活动后，他从西柏林消失了。失踪前，有人最后看到他与一位老相识，妇科科学家沃尔格穆特博士在一起。1954年7月ZI日，他在柏林郊区的苏联军事基地再次露面。有证据表明，他俩同乘沃尔格穆特的车到了东柏林。

西德顿时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指责共产党情报组织蓄意挑衅，绑架了约翰。说来也巧，正当波恩政府发言人宣称约翰不是自愿离开联邦德国的时候，这位情报头子却在东德广播电台上斩钉截铁地说，他来东德完全是自愿的，因为阿登纳已沦为美国人的工具。美国人“出于与东德士兵打仗的需要，拥抱那些丝毫没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吸取教训的人。这些人正在等待时机，为1945年的失败复仇”。他还披露说，西德情报网使用的人主要是纳粹分子。这番话出自他的口极有分量。

然而，和冷战白热化时期发生的许多事件一样，这件事也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下面我把自己所知道的这一怪诞事件的始末首次公之于众。 约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是解开这一疑团的关键。战时他参加了纳粹反谍报机构内一个密谋暗杀希特勒的抵抗小团体。通过别人的引见，他结识了后来暗杀希特勒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