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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已经泡汤。敌我双方都已子弹上膛。付出惨重代价后赢得的和平如今显得摇摇欲坠。欧洲陷入分裂，敌我之间的断层横穿德国领土。

西德总理阿登纳把自己的命运同美国的“实力政策”和杜勒斯倡导的击退共产主义的战略拴在一起。杜勒斯的兄弟艾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二次大战结束时，苏联的势力向西得到扩展。现在华盛顿打算聚集美国和它的盟国的所有政治、经济、情报，必要的话还有军事力量予以反击。格伦认识到这一新的冲突给他带来的机会。他可以借此对政策直接施加影响。西德从中央情报局手里接管它的情报机构之前，阿登纳曾召见过格伦，为他撑腰打气，并授予他广泛的权限，其中包括掌管国内政敌的档案材料，如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在议会里的反对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情况。在西德的武装部队和政府部门里，第三帝国的忠实仆人又一次身居高位。前纳粹军官再次效力于格伦的麾下。

汉斯·格洛布克是阿登纳最亲密的顾问之一，最后官至总理府国务秘书。他的名字成了纳粹分子入朝做官的同义词。他曾是希特勒政权下的内政部高级官员，对纽伦堡种族法做过权威的评论。这部种族法使暴力的歧视行为合法化，并最终导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格洛布克后来在阿登纳手下任国务部长达十年之久。

在这种疯狂的气氛下，50年代的柏林取代了维也纳，成为欧洲间谍活动的中心。多达80余个情报组织以及它们的分支和掩护单位在柏林驻有情报人员。美俄两国的情报据点用各种名义作幌子，从水暖公司，果冻公司直到学术研究机构。大批联络官在这里从事发展和操纵间谍的活动。1961年柏林墙将柏林市和德国一分为二隔开之前，这些间谍可以在柏林的各盟国占领区之间以及后来的两个德国之间随意穿行。

那时西德的经济奇迹尚未出现，食品奇缺，人民生活困苦。人们面对可以吃得好一点或有一份好工作的诱惑而当间谍。西德方面出手更大方，而我们的经费却少得可怜，只能从意识形态上下功夫。我们在西德的许多跟鼠，尤其是在政治和工业部门的鼹鼠，并非共产党员。他们替我们做事是出于消除德国分裂的愿望。他们认为，西方盟国的政策加深了这种分裂。柏林墙修建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们分道扬镳。在他们眼里，这堵墙成了凝固在混凝土中的一个分裂的德国的象征。

着手组建一个情报机构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事无巨细都要我过问。我的注意力放在西方国家上，为熟悉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政治动态，掌握它们战后情报机构的近况花了不少力气。

我们亟待在对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要害部门发展我们的耳目。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苏联人为我们情报局制定了极其严格的保密条例。为了物色到合格的间谍，必须对数干名被推荐的候选人逐一筛选。西德有亲戚的人不能要，二战期间作为难民或战俘滞留在西德的大部分人也不能要。时至今日仍有传言说，我们明知有人是前纳粹分子，但照用不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比西德人更正直。

我们掌握了第三帝国时期部分纳粹党员的档案，并以此劝说西德那些隐瞒自己纳粹历史的人与我们合作。更多的人主动要求为我们做事，声称想为昔日的罪恶赎罪。这是从好的方面看待他们的动机。实际理由很可能是，他们想确保自己在西德的生活和工作不致因历史疮疤被我们揭开而毁于一旦。德语里用“双保险”（既为将来，也为过去保险）一词来形容这种行为。有一位自由民主党政治家，叫魏劳赫（日后在西德的德国共同事务部任职），过去曾为西德共产党提供情报，而后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情报。我们发现他在德国占领波兰期间曾任高级官员并犯有战争罪行后，马上断绝了和他的来往。局内另一位前纳粹分子曾是前冲锋队队员，化名莫里茨。他在我们对欧洲防卫共同体展开的政治攻势中出过力（欧洲防卫共同体最终没有搞成是因为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作梗，而不是我们情报局反对它的宣传）。

对于情报组织来说，一个人过去的历史是有力的武器。敌我双方都毫无顾忌地使用了恐吓手段。正如我们通过揭露敌视我们的政治家或高级官员的纳粹历史把他们搞下台一样，西柏林自由法律工作者委员会，一个由逃离东德的律师组成的反共组织也如法炮制，在报上登出了隐藏自己纳粹历史的东德官员的名单。由于第三帝国期间几乎我们所有的高级情报官员和政治领导人均流亡国外，或转入地下，东德人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这场宣传战。

一些纳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