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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顾问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可以说握有决定权。起初，各科科长起草所有工作计划都要征求苏联顾问的意见。而这些顾问依据的是苏联政府部门内的繁文礼节。这些章程之繁琐刻板简直令人无法忍受。除了抄写各种规章制度和文件外，还要花大量时间把它们装订成活页本。这种办法还是革命前沙皇的秘密警察最先使用的。没人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也没人对此提出疑问。

我们情报局的结构完全是抄袭苏联模式。工作方针的用语一看便知是从俄语翻过来的。根据这一方针，我们今后的主要目标是：搜集有关西德和西柏林的政治情报，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原子能、化学、电力工程和电子、航空及常规武器等方面的科学技术情报，以及有关西方国家的情报，并摸清它们对德国和柏林打的是什么算盘。

情报总局下面有一个人员精干、相对独立的反谍报处，专门对付西方的秘密情报机构并设法打入其中。可它马上与国家安全部发生了冲突，因为安全部下面也有一个负责侦听的司。1953年我们并入安全部后，矛盾仍然存在。所以反谍报部门一直直属安全部。由于各部门之间的倾轧，我们往往对自己部内的情况茫然无知。特别是以后反间谍部门的成员开始跟外国恐怖分子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更是被蒙在鼓里。

人们常常不解，为什么莫斯科要组建一个德国情报机构，与苏联自己的情报机构竞争。斯大林正确地估计到，苏联的情报人员很难渗透到战后时期的德国。在当初的德国苏占区内建立一支德国人自己的情报队伍会使我们这些人产生一种荣誉感，从而更符合苏联的利益。一开始，我们把得到的所有情报都转给苏联顾问，甚至包括向我们提供情报的人的化名以及每一个间谍的情况。以后我们逐渐开始保护自己的情报来源，只是有选择地向苏联联络员提供情报。

起先，我在罗伯特·科布手下做分析室副主任。科布曾是我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工作时的同事，政治知识渊博，博学多才。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与本职工作无关的知识，如伊斯兰教，以色列建国的来龙去脉以及印度次大陆上的宗教冲突等。他是一个优秀的分析专家。他告诉我，不要轻信下面情报人员报上来的材料。没多久，我俩就得出一致结论，仔细阅读报刊杂志往往比看间谍提供的秘密情报更有收获。我们自己的分析员应当根据不同的情报来源得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样才能对搜集到的原始情报的真伪优劣作出判断。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始终受益于这一见解。

科布不仅思想大胆，为人处世也十分洒脱。他谈吐幽默风趣，对在座的听取情况介绍的要人们颇有不敬，而听众却感到津津有味。由于我一向看不上那些趾高气扬的达官贵人，我俩于是成了情投意合的一对。尽管我们也是国家的忠实仆人，却没有像某些政治领导人那样染上传教士般的狂热。

随着人员的急剧膨胀，我们不得不再次搬家，从原地点搬到东柏林市中心的一座更大的楼里。我很快被提升为新成立的外国情报局副局长。局长古斯塔夫·辛德有着几十年的丰富经验，曾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长期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

面对纳粹德国覆灭后几乎完好无损保存下来的西德情报组织，辛德和我都不知从何人手。当年效命于希特勒的高级情报官员现在又在巴伐利亚州一个叫普拉赫的神秘的小村子里为新主子服务。普拉赫这个名字刚开始在报上露面时，我们在地图上找了好一会儿。对于敌手，我们一无所知，似乎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后来对敌手的情况几乎了若指掌。

我是从伦敦的《每日快报》上首次看到西德情报机构第一任首脑赖因哈德·格伦将军的名字。该报的大标题是：“希特勒的将军重操间谍旧业……为了美元”。该文署名德尔默，是个有英国情报机构背景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是英国反谍报机构主办的加来士兵广播电台的台长。德尔默的文章掀起轩然大波。它不仅披露了昔日纳粹情报网依然完好无损的消息，而且还透露出联邦德国新成立的情报机构里有大量前党卫军成员和纳粹军事情报专家。这些人曾在法国和其他地区为希特勒政权从事情报活动。格伦本人就曾是纳粹军事情报机构中对付苏联红军的头头。通过格伦情报局这条线，美国人得以把昔日的纳粹情报网抓到手里。和东欧阵营里的俄国人一样，美国人在西德情报机构里也是发号施令的主儿。 关于乔治·巴顿将军扮演的角色也是谣言纷纷，传说他保护了一批德国高级军官。我不无担忧地意识到，战后建立一个和平统一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