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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局应美国谍报机构的请求向我国境内放气球，撒传单。所以说，从一开始这样干的就不止是我们一家。波恩的国防部还设有一个“心理防御”处。其实它跟防御毫无关系，完全是为了开展心理战。这是我们从西德一位前驱逐舰舰长赖兴堡那里得知的。他在该处工作期间曾向我们提供了机密文件。1978年退休后，他担任了位于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基督教社会联盟国防政策工作小组的主席。1984年，赖兴堡被逮捕，罪名是过去14年里为了金钱向我们出卖情报。他被捕前，我们曾试图向他和其他与他联系的人发出警告。我们与他约好在阿姆斯特丹皇家博物馆里陈列的伦勃朗作品《夜巡》前接头，但这次接头最终流产了。虽然我方折损一员，西德反谍报机构的一位负责官员却因与赖兴堡关系密切而下台。从我方角度看，这也算是搞臭西德谍报机构活动中的一次意外收获。

五、六十年代期间，中央情报局也有一整套的心理战方案。它与诸如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美占区广播电台这样的组织之间的关系已是尽人皆知。冷战时期，西方为了煽动人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采用了种种手段，其中最有成效的要数这两家电台。它们根据持不同政见团体和因意识形态不合逃离卫星国的这些国家的公民提供的情况，出色地开展了针对我方的反宣传。不仅如此，每当东欧集团内显出动荡的苗头时，它们会闻风而动，及时详细地报道事态的发展。反对我们的人据此可以迅速对局势做出反应。而共产党国家的新闻机构却要么遮遮掩掩，不予报道，要么轻描淡写。

40年代我曾在莫斯科德国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过，对这一行相当熟悉。现在这方面的经验正好派上用场。我们这个电台是仿效加来士兵广播电台建立的，播音的内容是呼吁德国听众起来推翻希特勒。加来士兵广播电台设在英国，在德尔默的主持下办得有声有色。德尔默的方针是报道尽可能属实，但在报道真实事件的同时掺入一些假消息，夸大德国军队、纳粹党及准军事的冲锋队内反希特勒团体的力量。广播员使用的语言完全是普通老百姓的语言，甚至包括纳粹分子挂在口头上的陈词滥调和平时开的玩笑。而莫斯科国家广播电台的播音内容全是照本宣科地宣读官方那一套，枯燥无味。我们通过战俘和截获的德军士兵信件得知，广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动摇了德军官兵对纳粹头子和战争的信心。

我们决定仿照德尔默的风格改造德国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方式，并设法给人造成一种错觉，电台设在德国本土而不是莫斯科。为此编造了电台与德国地下抵抗组织来往的种种神话。我们还参照德尔默的做法，报道内容有真有假。经过反复摸索，终于找到了真假消息所占的最佳比例。我觉得我方广播电台的播音效果后来一点不亚于战时的美英两家广播电台。

情报局第10处的工作方法与此十分相似。我们四处物色合适的西德记者，不过一般尽量不去沾派驻东柏林的外国记者的边儿。这些人多半是西德反谍报机构的注意对象。我们把物色的重点放在自由职业记者身上。他们不大在乎跟什么人打交道。只要有文章可做，谁给他们文件都照收不误。

甚至连《明星》杂志社性情古怪的海德曼也跟我们有来往。80年代他伪造了希特勒的日记。当时我们对此毫不知情。刚认识他那会儿，只知道他对寻找传说中的纳粹埋藏的财宝一事感兴趣。据说随着盟国军队逼近柏林，德国人在覆亡前夕把这笔财宝装上飞机运到国外。海德曼确信亲纳粹分子将这笔财富埋在德捷边境的某个地方。他与东德国家安全部秘密达成了一笔错综复杂的交易，获准在靠近德捷边境的地区进行挖掘。忙活了半天，最后连财宝的影儿也没见着。不过他却借和东德关系不一般出了名。日后，他利用这层关系突然抛出所谓丢失已久的希特勒日记，声称是在莫斯科找到的。这场骗局最终被人戳穿。西德的一些大出版社和着名历史学家因为上当受骗而名誉扫地。

虽然我们情报局与这场骗局无关，以假充真却是10处工作内容的一部分。不管我们的目标是西德政府，还是大公司企业、出版商或政党，要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动摇公众对这些新成立的未曾检验过的机构的信心，从而对整个西德政治秩序产生怀疑。10处的头头们情不自禁地受到德国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那句名言的影响：一条谎言要想显得真实并披上真理的光环，需要七条谎言的烘托。”

尽管如此，我仍坚持新闻报道尽可能属实这一方针，尤其是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素材可供10处使用。我们揭露了西德众多的重要政治家与法官曾与纳粹勾结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