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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难堪的局面持续了一段时间。苏联人为什么不在哈韦尔的头头已怀疑福克斯的情况下设法把他从英国救出实在令人费解。我猜测他们是想继续在哈韦尔中心淘金，通过福克斯窃出尽可能多的核机密，所以才没有及时将他撤出。他的安全被置于一边。此事过去这么多年后福克斯仍然创伤未愈的原因也在于此。

福克斯最终栽到了简单的心理把戏上，而不是确凿证据上。哈韦尔核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也是他的一位好友与他开诚布公地谈了他有间谍嫌疑的问题。这位朋友直截了当地问福克斯有没有这回事，并强调说，如果福克斯否认对他的指责，哈韦尔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会坚决站在他的一边，维护他的清白。

我估计这是英国反谍报机构借助它的一整套出色的个人心理分析手段精心想出的一招。他们看出福克斯不怕盘问。再问下去，也不会打开什么缺口。于是决定完全改变手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他们感觉福克斯这人极重友情。这才请副主任出马，借他之口问了上面的问题。他们知道，当着朋友的面撒谎对于福克斯来说会很痛苦。英国人这着棋没算错。

面对朋友的追问，福克斯难以启齿撒谎，支吾了几句后便哑口不语。“从那一时刻起，我一直恍恍惚惚。为了把这件事甩在脑后，我拼命工作。同时，也有一些有利的迹象。哈韦尔中心的所有保卫官员都不相信我是叛徒，而且拒绝再对我调查下去。逮捕我的那一刻来临时，我脑子里只闪过一个念头：完了。”

福克斯对谍报这一行的无知令我吃惊。他甚至没想到搞清楚会受到什么样的惩处。“我仿佛在梦中一样，沿着一级级台阶走上法院的被告席。他们问我：‘你知道如果判你有罪会是什么下场吗？’我回答说：‘我想是死刑吧。’因为我以前不知从什么地方读到过，间谍都被判死刑。他们说：‘错了。是14年徒刑。’我听后不禁长舒了一口气。这时我才知道自己不会死，还有出狱的一天。”

9年后，他被释放出狱。苏联人把他送到东德。他一定曾期待苏联人起码会去监狱接他。可从迈出监狱大门那一刻起，他就像一个包袱一样被甩给了东德外交官。1983年我采访过他以后，昔日莫斯科负责他的两位官员巴尔科夫斯基和费克利索夫才获准探访他，向他转达了苏联对他过去所做贡献的一份迟到的感谢。

福克斯是一个生性敏感脆弱的人，不具备从事谍报活动的素质。他不肯对朋友撒谎固然反映了他正直善良的一面，但对于一名间谍来说却是一大弱点。福克斯的行为应了英国作家福斯特说过的一句话：“叛国易，欺友难”。

第十二章　特殊任务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在其描绘共产主义制度的发人深省的剧本《措施》中，对为了巩固革命成果而采取的一些极端做法做了如下的辩护： 为了铲除卑鄙，

手段卑鄙又有何妨？

倘若可以改变世界，

又何必前思后量？

去改变世界吧，

哪怕要跳入泥淖，

或是拥抱刽子手！

世界需要改变！

虽然我的部下中恐怕没人知道上面这段话，但在追求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以上思想已在我们脑海中深深扎根。我们觉得，只要对我们的事业有利，几乎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具体地说，我领导了一个名为“特别任务小组”的人员精干的机构。该小组的政治任务是削弱西德在国际上的地位，打击鼓吹在外交上孤立东德的哈尔斯坦主义，阻止西德重整军备的努力。我们工作的重心不是“撒谎”或“误导”，而是泄露丑闻。权且称此为心理战。当然，撒谎的肮脏勾当我们也干过，但那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我们将真假情报混在一起泄露给外界，借此加强我们的政策，削弱西德的政策和各种组织并打击一些人。希特勒的军国主义冒险政策导致德国一败涂地后不久，联邦德国政府即着手推行一项重整军备计划。前纳粹分子在西德各界纷纷受到重用。这一时期并不需要散布什么假情报。西德新闻界也很乐于刊登政治上的丑闻。

“特别任务小组”归属情报局第10处。该处成立于1956年，专门负责影响西方的舆论界，并在西欧和美国制定针对苏联阵营的政策时迷惑敌人。这方面工作的创始人是一个叫阿加扬兹的足智多谋的谍报行家。以后接替他的克格勃人员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

冷战期间，德国是从事这类活动的最佳场所。无需赘言，两个德国之间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历史。社会民主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