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第3/4 页)

的常常是质量低劣的商品更多的东西。这套分配制度等级分明。政治局成员有供应西方商品的特殊商店。他们挑剩下的东西给我们情报部门，然后再是其他部委和贸易机构。这一切实行起来十分简单。高级官员的日子为此过得很舒适。面对这些特权的诱惑，我没有力量说不。多年后，学生质问我时，我老实承认了这一点。学生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因为他们理解这些特权给人带来的难以抵制的诱惑。不用说，如果我政治上失势的话，这些特权一夜之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我享有种种特权，去过一些奇乡异国，平常过的却是一个官僚的生活，一个为我的政治主子服务的仆人。最初，我们和苏联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一样晚上工作。这是斯大林的工作时间。斯大林死后，米尔克改为白天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常常到晚上10点才下班。不过后来我觉得，他假装呆在办公室，其实人在其他地方。情报局内有些人有很大的行动自由，令我羡慕不已。他们执行特殊任务时自由自在，工作时间可以自由掌握。而我每天都要跟着上司的工作时间表转。

我每天早上6点30分到7点之间起床，然后跑步，做操活动活动后背。年轻时我就有背痛的毛病。8点15分左右到办公室。一开始我有一个司机，一个秘书。后来增为两个秘书，一个私人助理。我办公室的几位工作人员关系非常密切，很少有人事变动。我的私人秘书1954年到我身边工作，当时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刚3年。他跟了我33年，直到我退休。 每天上班后我首先阅览重要文件，各科室负责人呈上的报告，有时还有间谍提供的材料。在任的最后10年里，由于文件流量太大，我改为阅读分析处为我准备的一份概要，其中包括机密材料，要闻和各新闻社的报道。

外国情报局下属大约20个处，分别主管以下事务：安插在西德政府各部门、政党、工会、教会和其他机构里的间谍及他们提供的情报；军事情报；美国、墨西哥和世界其他地区；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总部；反谍报；散布假情报；从西德搜集科学和经济情报；窃取基础工业、电子和科学仪器工业以及航空航天工业的技术情报；各国大使馆；边防；培训翻译等。此外，还有一个处专门负责分析评估来自以上各部门的原始情报。

每周4至5天，我分别召见几位副手以及我个人直接管的各处处长，了解他们的工作进展情况以及重要的活动。每份呈送给领导人的报告我都要过目。米尔克并不修改我的报告，但有些报告被他扣压下来，没有送昂纳克，理由是：“上面看到这些报告不会太高兴。”通常我在位于利希藤贝格区诺曼大街上的国家安全部办公大楼的院子里与几位副局长和局党委书记共进午餐，利用吃饭时间交换情报，互通消息。即使是在戒备森严的国家安全部大楼内，我们提及间谍时，包括国外大使馆里的“合法”人员，也只用他们的化名，以防他们的真实身份泄露出去，陷于更大的危险。

我的工作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极其乏味。情报这一行说到底其实十分枯燥，从浩如烟海的杂乱无章的情报中筛选来筛选去，只为了找到一粒使人开窍的宝石或是有启发意义的线索。为了换换口味，我坚持亲自掌管10到12名间谍。据我所知，世界上各大情报机构首脑中，这样做的人只有我一个。我得以不时地溜出国家安全部大楼，去位于柏林郊区的安全据点或德累斯顿和其他地方与这些间谍会面。我个人更喜欢是后者，因为外地更不容易遇到西德人。

遇到意外事件，尤其是我们在国外的间谍被捕时，以上工作习惯自然被打断。通常我们先从新闻中得到消息。由于新闻报道有时会把一名间谍的名字搞错，我们必须查明被逮捕的人到底是我们的间谍还是其他国家的间谍。有时，某个处的处长会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不幸的消息，特别是有人叛逃时。平时我们已养成了习惯，遇到这种事时一步步分析出事的原因，力图避免自乱阵脚。应付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追问已经够让人胆战心惊的了。

有人被逮捕或叛逃后，当务之急是弄清还有谁会因此陷入险境，而不是追究责任。我们会立即用密码发报给间谍，通知他们情况紧急。鉴于间谍不可能每天都打开收音机听广播，有时甚至有必要直接给他们的家打电话，用暗语报警。例如，如果一位间谍是商人，暗语可以是：“下一场会不得不延期举行。”我们避免使用像“你在德累斯顿的舅母病危”这样明显的警告暗语。此外，还使用一些标记报警，如在一位间谍每天经过的一颗树上钉个钉子，或是在一个邮筒上画个十字。不过这种办法不适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