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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透露出，英国国防参谋长蒙巴顿勋爵曾就这一方案警告过肯尼迪：

派一个营沿这条走廊去柏林的结果会是什么？俄国人会在他们的前后方各炸毁一座桥梁，然后卖票给那些寻开心的人前去看热闹。如果说派一个营是一场闹剧的话，派一个师将会酿成一场悲剧。部队行进时为了不至于停下来，需要30英里宽的正面。这将被视为对东德的入侵，并会引发全面战争。

我不禁松了一口气。英国的老兵还没有被铤而走险的活橡树方案冲昏头脑。直到1987年，活橡树的成员才得到北约组织的承认，并获准像其他北约组织工作人员一样，在军装上佩戴有SHAPE字样（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英文缩写）的徽章。该机构一直保留到德国统一后才解散。所幸的是，赫鲁晓夫改变了主意，不想为本质上是一个德国问题冒引发战争的风险。此后该机构在美国战略思想中的地位日趋减弱。赫鲁晓夫开始寻找另一种解决办法……混凝土对策。

第七章　混凝土对策

许多年后，当后人把冷战看做是庞大帝国之间的一场冲突时，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史书中只是一个脚注时，我的国家恐怕将以修建了一堵阻止自己人民外逃的墙这一事实名留史册。柏林墙不仅将一座名城一分为二，还划分出争夺人类未来的两大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耸立的柏林场成了战后欧洲分裂，乃至冷战本身的残酷与荒诞的最强大象征。

柏林墙建于1961年8月13日。此后，我一直在这堵墙后面生活和工作，致力于保卫和完善修建了柏林墙的这一制度。在我的眼里，这堵墙既是力量的反映，又是虚弱的表现。只有一个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有坚定信心的制度才能做到把一个大都市分隔成两半，在一个国家的两个部分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也只有像我们这样虚弱和有着根本缺陷的制度才会有这样做的必要。

1989年11月9日晚上，我打开电视，听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可以自由到国外旅行的消息。电视屏幕上，首批东德人正在络绎不绝地穿过突然开放了的边境。我深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末日已经来临。像我们这样一个生存安危全系于国内稳定的国家经受不起这样的冲击。时钟仿佛一下子停摆了。我神情迷惘，和妻子一起看着电视上播放的东德和西德公民在柏林边界的无人区地带互相拥抱的画面。有的人只趿拉着一双拖鞋，好像在睡梦中间人这一即将决定德国乃至欧洲命运的不寻常之夜。

当然，东西德边界从来没有完全关闭过。对于因公旅行的东德人，它是敞开的。这些东德人首先需要经过审查，获得“出差干部”的资格。也就是说，他们政治上是可靠的，在西德没有直系亲属，而且接触不到任何东德的机密。70年代，随着两德关系的改善，东德放宽了出国旅行的限制，允许退休人员出国。这样做是基于以下合乎逻辑，甚至可以说是玩世不恭的考虑：倘若退休人员滞留西德不归，东德经济上不仅不会受到什么损失，反而还可以因此少付一笔养老金。毋需赘言，我们在国外的间谍以及给他们捎信的联络员也可以持伪造证件自由进出东德。

普通老百姓对可以出国的人极为羡慕。在这个没有旅游者的国度，人民极其渴望有旅行的机会。出身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多数大学生去的地方都比我多。西方的评论员对共产党国家的特权阶层成员说东道西时常常把这一点置之脑后。尽管我有种种特权，却从未有幸光顾过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或是卢浮宫。所有东德人的生活经历都很狭窄，虽然我比别人见的世面多一些。由于情报工作这一行的需要，我先后去过东非，荒漠的西伯利亚，黑海海滨，瑞典的大森林以及具有亚热带气候的风和日丽的古巴。我有一套不错的公寓房子，一部汽车和一个私人司机，还可以应东欧集团内其他国家情报机构的邀请去这些国家度假。但所有这一切总是和我的工作与职务连在一起。到头来，我对外部的大千世界同样茫然无知。

虽然我们连西方普通殷实之家所享有的舒适和自由都没有，但我个人远不至于和普通东德老百姓一样忍受物质生活的匮乏。我们从苏联人那里继承了一套特权阶层享受特殊待遇的做法。这一制度始于1945年。当时政府官员、科学家和其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有用的人可以多分到一些短缺的物品，我们称为定量供应。以后这种做法形成了一套制度。一个叫“平安”的商店专门提供这类商品，它的店员后来增至5000余人。通过以外贸部为首的一个关系网，我们享受着种种特殊待遇。这套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保证国家高级官员可以得到比本国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