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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斯泰洛齐，又如以为在“教育上应发述儿童的知识，使能判断善恶，陶冶意志，以养成为善去恶的习惯”的赫而巴特以及主张“养护儿童使之自由发展，以自识其本性服从其本性”的福绿裴而，都是教育史上杰出的人物。从人文主义转变到实利主义，再转变到新人文主义的这一段史实，正是说明教育思潮追随时代，推动时代，改造社会而具有种种联系性和变化性的最好例子。所以要寻求中国目前新的教育思潮，必须先分析近百年来中国教育演变的历史和当前中国社会具备的特质，才能抓住要点，得到确切的答案……

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这是旧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基本信仰，他们在这种进步思想的引领下，有人开始接近中国共产党，并且成立自己的进步团体，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薛传道就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然而，他在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和教育救国的道路上英勇牺牲后的几十年里，却受到了不白之冤，尤其是“文革”期间，他被戴上了“国民党大特务”的帽子，受尽了政治上的污辱。薛传道的亲和亲属们也因为他的缘故，几位在部队工作的侄女侄子，还有其他兄弟姐妹，皆因他株连而或提前转业复员，或从干部岗位上被揪下台，饱受政治凌辱。与他一起参加地下工作的妻子商育辛，更是因为丈夫的原因，几度被逼成疯。在红岩革命历史纪念馆里，我看到了薛传道的岳父、商育辛的父亲商荫荘老人在解放初期写的一份声讨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控诉书”，内容催人泪下：

……“中美合作所”（这个响亮刺耳的名词），当初我总以为是关于经济合作等类的机关，绝不想到这是一个由美帝和蒋匪帮用世界上最残忍的刑具和最厉害的杀人武器，残害我国革命青年和共产党人的杀人合作所，更不会知道这个合作所是惨绝人寰、使人不能置信的“人间地狱”，尤不会料及在那里曾杀死了我的大女婿、迫害了我的大女儿的血腥地方！

我的大女儿叫商育辛，大女婿叫薜传道，他俩一块儿在重庆国立中央工专教书，因为他们的政治认识比较清楚，思想比较进步，对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派常表不满，他们凭着青年人的热情组织了“活力社”这样就引起了美帝和蒋匪帮的注意，这样就被抓进中美合作所里去。当1949年4月我们的百万雄师横渡大江的晨光，重庆的形势随着严重，在5月25日的晚上，我的女儿和女婿，正在校内的小家庭里度着美满甜蜜的生活，重庆警司令部大批武装突然间把学校包围，又突然间把他俩抓去，马上送到所谈中美合作所里去。当晚我的女儿就在阴森森的、黑沉沉的一个庙里度过。在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中，我的女儿开始尝到了美国刑具的滋味，这样死去活来的严刑询问了几个月，她吐血了，本来她已有五六个月的身孕，到这时是再也不能坚持下去，而且不久就要生产。匪特们为这，才叫我女儿女婿所在的工专校长出面保释，说等孩子生出后再关押。我女儿因饱受严刑，即发生难产，好不容易由医生施用手术，母子才得以安全，就在这时重庆解放了，我女儿的命也就从敌人的刀下被留下来了。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啊！我女婿就没有这样运气了。他被捕后饱尝了各种刑具和监狱的折磨，实足过了六个多月，也不像人样了。到这年的11月27日晚上，被凶狠的特务们用卡宾枪扫射而死在渣滓洞内……

集体大屠杀后，我女儿抚养着从苦难中生长的孤女，在泪与血的生活中，差不多渡过了八个月的光景，身体更不行了，神经也失常，因为这样我就电促其回浙江老家。当重庆轮在上海码头靠岸时，我即见到脸黄饥瘦、形容憔悴的女儿，她手上抱着孤女，蹒珊地走过来，开口叫着“爸爸”时，我心头有说不尽的痛苦！从她的手中接过孩子时，我就觉得这个孤女已失去了她的爸爸，当时我要流泪，又怕伤了女儿的心，强忍着。

后来我们匆匆地到了北火车站，谁知火车已开出，我们只好就在候车间的地上把孤女安放好，我和女儿便在地上对坐着。女儿开始用嘶哑的声音向我诉说她的遭遇了。她说：“爸爸！现在这个情况，正如我在八九月前有一次去中美合作所会见他（指薛传道——笔者注）的样子，他倒在乱草中，像猪崽一样，要不是从他的声音里辨别，简直认不出是他呀！他见了我，把感情尽力抑住地说：‘育辛，看上去，我是不中用了……’他的眼睛向我注视了一回，接着说：‘希望你把腹内的孩子养大，将来替我报仇。’”说到这里，女儿哽咽着说不出话，一个劲地流泪。片刻，她又接着说：“爸，传道告诉我，有一次，匪特们把他押到一个几丈见方的池边。爸，你晓得这个池里放着什么呀？是美国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