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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党籍永远开除。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解放军迫近渝市之际，在磁器口渣滓洞“政治犯”监狱内，与数百志士同时殉难，年仅二十八岁。

薛传道，中央工校土木工程教授，一位具有政治信仰的典型爱国知识分子。入狱后，有一次特务分子对他用电刑达七小时之久。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据后来他太太告诉我说，他薛传道承认自己加入过共产党，并供出了几个到了解放区去的朋友。由于他所供出的人都不在敌占区，所以没有什么人受牵连。他太太同时被捕后，因不承认知道其丈夫的行为，并当时有孕临产，故获得取保外出。薛传道生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革命阵营里的人对他知之甚少，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生前发表的一些文章来看他的思想追求和政治抱负。他在《世界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寻求新的教育思潮》文章，便是一例：

我常以为，中国的问题，看到底还是“贫”和“愚”二个字。救贫有赖生产的提高，医“愚”须待教育的普及；提高生产和普及教育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至于怎样才能使生产提高，怎样才能教育普及，那就牵涉到很多方面，需要从很多方向去研究。

说到教育，现在中国教育的情形，实在太不令人满意，不但广大的人民至今还没有能享受基本教育的权利，就是千幸万福已经进入学校的也未能真正得到教育的益处。数十年来零乱的教育制度，笼统的教育宗旨，留于中国教育界的可说只是一片荒无而已，这中间固然也有着不少赤诚献身教育的忠贞之士，凭其长期艰苦的耕耘，创造了若干点滴的成就，可惜人数有限，步调又未一致，并没有能真正表现出多少巨大的力量。频年战乱相寻，河山焦烂，使这一代中国人受着历史无情的磨难，这正是近百年来新教育的恶果。假如我们希望中国早日进入一个自由、平等、康乐的社会，我们就不能再让这样破产的教育，苟延残喘地继续拖下去；时代是不停留的，它不会等待落伍者，墨守成规、安于现状，那只是一条死路；唯有打开新的门径，才能找新的希望，横在今天中国教育家或从事教育者面前的首要课题，应该是掀起一股崭新的教育思潮。

“思潮”二个字粗看好像很抽象，实际是很具体的，它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的反映，在某一个时代某一种社会有某一类的思潮；换一种话说思潮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演进的，决不是一种空洞无所寄托的观念。“教育思潮”是整过（个）时代思潮的一环，当然也离不开时代和社会，两个基本因素；同时因为教育是一种承前启后的工作，它对于时代和社会更负有一种诱道（导）的作用；这是说教育思潮是应该追随时代，推动时代，适应社会，改造社会而具备种种连（联）系性和变化性。比如：封建制度日形崩溃、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时期，教育方面即有所谓“人文主义”的生产，德国的爱拉斯摩，英国的阿斯坎，法国的拉布立都是阐述这种思潮的学者。这种思想对于摧废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曾尽了很大的力量，但是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潮确渐渐的变成了“过时”，因为它原来是排斥中世纪流行的非实际的寺院教育，但结果流于侧重希腊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拉丁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只令学生诵古语、玩古典、记神学，而依然脱离了实际的生活，这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社会需要是不相容的；于是“实利主义”的教育思潮便应运而生，配合着哥白尼地动说树立的自然科学的新基础，培根首先举起了实利主义的旗帜，高呼“知识即力量”，猛烈地袭击社会上的偏执，独断迷信的偶像；夸美纽斯，总之而提出教育原理应顺从自然的主张，一时风声所向，群起响应，法国的孟坦、德国的拉托克、美国的陆克，莫不都是这一派的人物，他们认为教育的方法须顺乎自然，注重实用；教育的目的要使人立于社会上自管其生活、自殖其财产、自谋其识（职）业，以全其人类及市民的本务；教育必须挣脱传统的宗教羁绊，抛弃古典古语的教授，代之以mother　Tohgue就是大名鼎鼎的卢梭，也没有跳出这个实利主义的圈子，其中原因无非是由于整个世界正在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型去改造，人与人的关系只结合在功利上面，实利主义的教育即以传授日常生活所必须的知识技能为目的，当然最适合于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然而等到资本主义盛积而社会渐渐的陷入彷徨不宁的时机，人们想找另一条新的出路，因此就有所谓“新人文主义”的渐次抬头，其代表的就如提倡“改善吾人的动物性”使行为臻于高尚的康德，如认定“教育的目的在使人类平均调和发展其天赋各种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