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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下半年开始，皖南事变后联大和昆明市一度万马齐喑，空气沉闷，活动沉寂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疏散到外县的同学陆续回来了，各种活动又陆续开展起来。最初是各种形式的读书小组，各种名目的壁报社，后来就发展到成立全校的壁报联合会；开始时是各种兴趣不同的社团，最后通过*选举把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从三青团控制的学生手上夺了过来；开始时是各系或各社团开小会，分散地、单独地活动，后来发展成为跨系别、跨社团的大会，最后甚至是跨学校，全市性的几百人、几千人的大会；开始时只是开开会，请几位教授先生作些演讲罢了，后来发展成为不仅开会还要发表宣言、声明，举行*，甚至是几千人、上万人的*，“一二？一”四烈士出殡时参加的群众竟达三万人左右。这是历来学生运动中从来没有过的。

所有这些活动就其实质来说，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统治、争取*的斗争，当时人们习惯于把这一斗争，简称*运动。其中起带头作用的是西南联大，联大是名副其实的*堡垒。

出现这样的政治局面，首先，主要是*地下党认真执行了*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提出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的方针。这是决定性因素。

其次，是当时以云南省主席龙云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蒋介石一心要想吃掉龙云，因而龙蒋矛盾极深。解放后龙云曾经说，抗战期间在昆明的爱国*人士很多，他和西南联大的教授经常接触、交谈，“谈到国家大事，所见都大体相同。对于蒋介石的集权*统治，大家都深恶痛绝……所以，我对昆明汹涌澎湃的*运动是同情的”（转引自郑伯克《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龙云这个话是符合实际的。华岗就是应龙云的要求派到昆明的共产党代表，我们党的地下电台就设在龙云的小车库房里。同学们的许多重大活动事先都由华岗向龙云打了招呼，征得了他的同意。实事求是地讲，如果没有龙云，昆明那时的*运动不会有那么大的发展。

闻立雕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2）

再次，就是民盟云南支部的密切配合与合作。民盟云南支部最初主要是在联大和云大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些盟员。云大那边有楚图南（党员）、尚钺（党员关系中断，尚未恢复组织关系）、潘大逵、冯素陶等。联大方面主要是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闻家驷等，他们团结中间势力，争取和分化右翼势力，在*运动中发挥了很好的配合及促进作用。以联大为例，“一二？一”运动期间教授会发表的几个重要文告和“停课七天”的决议就是他们斗争和工作的结果。

其中《为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自由事件抗议书》、《为此次昆明学生死伤事件致报界之公开声明》以及《呈重庆实验地方法院告诉状》等三个文告和第四次教授会关于“自即日起本校停课七天，对死难学生表示哀悼，对受伤师生表示慰问，并对地方当局不法之横暴措施表示抗议”（可谓“停七、三表示”），“委托校务会议招待中外新闻记者，并以书面说明此项事件真相”，“促法律委员会加紧工作，务期早日办到惩凶及取消非法禁止*之命令”（《三十四年度第四次教授会议》，清华大学档案馆藏）等几项决议都很重要，都谴责了反动派，同情和支持了学生的斗争，对运动的发展都很有利。

“停课七天”的决议是经过激烈的辩论甚至是斗争才取得的。看看朱自清先生的日记，和姚从吾（联大三青团主要负责人之一）事后给陈雪屏（三青团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分团部干事长）的信就可略知辩论与斗争的激烈程度。联大教授的政治态度跟中国社会的通常情况差不多，也是两头小中间大。那天赞成罢教的既有民盟的教授，也有张奚若这样的无党派人士和周炳琳（枚荪）、杨西孟、贺麟（自昭）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但加起来总共也只有十几个人，大约只占教授总数的四分之一。

那天的辩论很激烈，朱自清在日记里写道“会议气氛相当紧张”，紧张到“有分裂的兆头”，辩论的时间长达六个小时，“我疲惫不堪”。姚从吾在信中说：“教授会精彩紧张，可谓空前。一多自称反对政府，枚荪（周炳琳）发言也力量大增，几乎受全场支持。端升表现的最糟。奚若仍是骂人老套。他们竟真把枚荪烘托成正义派了……吴辰伯只能引起大家的反感，而实毫无能力……”这场辩论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持续的时间很长，后来杨振声、汤用彤提出了周炳琳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