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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说他是杀人凶手、惩治他，不仅只是以今日之是非

昨日之是，而且是以西德的法律强加在东德人民的头上。

法官也不曾回答，究竟谁真正有罪？把枪拿在手里直接开火的人被惩罚了，那

么那发号施令的连长呢？统筹作业的将军呢？下达格杀令的总理呢？当年负责筑墙、

把人民当囚犯的政治首领呢？如果克利斯不死，他的逃亡罪会被东德的法庭判三年

以上的徒刑。在围墙建起之后，有两万三千人因试图逃亡而坐牢，这当然也是不义

的迫害。所以，该从哪里开始惩罚和报复呢？解押犯人的法警？辩护无力的律师？

开判决书的法官？监狱的狱长？牢房的守卫？极权统治是一个密密麻麻、脉络繁复

的大网；开枪的守卫只不过是大网中一个极小的环结。

法官也没有回答，在这个大网之中，个人究竟能为自己负责多少？“尊重生命”，

法官严肃的教训被告，“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士兵

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士兵怎么会知道呢？

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他的幼稚园老师、中学教官、部队长官，曾经教过

他“良知超越法律”吗？在他的社会教育过程，电视上的新闻主播、报纸上的社论

专栏、国庆日和劳动节的演讲者，可曾告诉他“尊重生命是人生最高准则”？

法官所倚赖的，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他要求个人在一个疯狂的社会里保

持清醒。他自己或许做到了。三十年前，看穿了所谓社会主义的面具，逃亡到西方。

几年之后，法官的哥哥也走上逃亡之路，却被捕下狱。或许因为亲身受过围墙的迫

害，法官对士兵下了较严的判决。但是他同时不可能不知道，要求无形的道德超越

有形的法律，他就踩进了哲学和法学的沼泽区——究竟有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

的道德原则？舍法律而讲道德是不是等于给自由心症开了后门？法律，并不能涵盖

所有的正义；相反的，有许多时候法律，因为它有形而缺少弹性，反而阻碍了正义

的伸张。我们知道以法律来规制正义，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之计，可是，以

无形的，往往模棱两可的“良知”来决定正义的话，危险是不是更大？

紧接着这一场官司的落幕，下一场审判又开庭了。时间往前推。一九八四年，

两名士兵射杀了一个名叫米夏的年轻人；在围墙的脚下，他流血过多而死。

这一场，短短几天就有了结果。另一位法官，认为被告有罪，因为他们做了违

背良心的事，取人性命，可是判得很轻，十六个月，而且缓刑。判得轻的缘故？女

法官说，因为被告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没有学习到以良知判别是非的能力；而

且，法官说，人大多是弱者，怕事、随俗能够抵抗大环境的只是少数的英雄，

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你满意这个判决吗？

被杀的米夏的父亲摇头，他说：

“这叫什么正义？”

三百与三十万

这两天，全德国街头巷尾都响着一个话题：星期天晚上被烧死的三个土耳其人，

一个女人，两个十四岁和十岁的女孩；焦黑的尸体用塑胶布裹着，由消防队从冒烟

的房子里抬出来。

消息传出之后。大城市里，人们纷纷汇聚在市中心，没有组织的，只是不约而

同，每个人手持着一枚烛火，在暗夜的街上沉默地游行。作家根特·格拉斯住在惨

案发生处不远的地方；他赶来小镇，走在队伍的前头。

沉默的队伍在烛光中显得悲伤；盘据在每个人心头的，更沉重的，是对现状的

震惊和对未来的恐惧、不安。

两栋土耳其工人住的房子被纵火之后，纵火者打电话给消防队：“木勒街和拉

真街口的房子烧了！希特勒万岁！”

在过去这几个月中．几乎没有一天宁静的日子：犹太人的墓园被毁、纳粹牺牲

者的纪念碑被推倒、各地难民营被烧。在柏林，几个剃光头的年轻人把一个不肯叫

“希特勒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