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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胜利后，武汉军政府废除了清帝年号，一致同意改宣统三年为黄帝纪年4906年。唉！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申叔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为了推翻满清，光复大汉伟业，他曾改名为刘光汉。我和陶成章一组建光复会，他就加入了，而且是最积极的一员。有时候我也想不明白，一个当年毫不隐讳以‘激烈派第一人’自居，与万福华一齐去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成的人，几年后竟会投靠到两江总督端方的幕下？还差一点成了王金发的枪下鬼。一个在中国最早提倡无政府主义，组织编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又会变成了遭人耻笑的帝制余孽？有人说当年申叔的变节是因为端方多善本书，我倒同意他叔叔刘富曾的看法，说他的悲剧是因为性格上的无恒、好异和近利。”

一讲到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李石曾就来了情绪。十多年前如烟的往事，一下子涌到了眼前。那张冰冷的脸，也终于透出点人气。

“记得当年听张继说，刘师培是1907年夏天，与妻子何震倾其所有，在东京创办第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天义》的。他当时受日本的社会党人北辉次郎与和田三郎的影响，研究兴趣很快从民族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不久又创办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张继就是受他影响，于1908年跑到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的，我和吴稚晖、张静江还有蔡先生又是受张继鼓动，为《新世纪周刊》写稿，宣扬起无政府主义来的呀！”

蔡元培也沉湎于往事的回忆，感叹地说：

“当时我们是来欧洲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可是一到德国我就很快意识到，西洋各国并非美好的天堂呀，19世纪那些浪漫的启蒙思想家所预言的理想国并没有实现，他们热情歌颂的资产阶级早已走了样，变了味。记得当时的无政府主义主要有四大流派，那就是个人无政府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消极无政府主义和共产无政府主义。刘师培起先接受了斯谛纳尔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思想，希望建立一个‘人人呈个性’的政府。后来对消极无政府主义的俄国大作家列·托尔斯泰又有很高评价，因为他在给辜鸿铭的《致中国人书》中，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赞美很合刘的口胃。最后他选择了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克氏认为，互助是人类的天性，人应该发扬这一天性，最终实现以自由结合之团体代替现今之国家政府。以共产之制代替现今财产私有之制。说实话，我当年就是一名激烈的互助论提倡者哩。”

吴玉章也想起了一件事，他进京后和李大钊相从甚密。记得李大钊曾经说过，当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本科的他，正是受了刘师培的影响才开始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在当时的日本，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很多，而刘师培的水平是最高的。他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在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当时能成为“二叔”弟子是非常幸运的。申叔即刘师培，枚叔即章太炎的字号。看来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定评，不能简单地以好坏随便下结论。

听了蔡元培一席话，两人似乎是改变了一些成见。吴玉章甚至对刘师培还有些好感呢，他想随蔡先生一起去拜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怪杰，却被一口拒绝只见蔡元培神情严肃地说：

“申叔这人一落魄，神经就敏感得很哩！这次仲甫与他深谈，他终于说出一件郁结于心，久难挥去的心病。那还是民国初年的事，我和章太炎听说端方被部下杀死后，他在四川东躲西藏地度日。完全出于好心，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广告，表示不念旧恶，非常想念他。希望他能早日东归上海，共谋大事。没想到却被他误会了，还以为是在羞辱他呢！唉！不过想想也可以理解，在他眼里，我们当时以辛亥功臣自居，好不春风得意哩！一个是大总统府的枢密顾问，中华民国联合会的会长，另一个是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而他却偏居在西南一隅，形单影孤地苦苦煎熬。这次我想单独去拜访他，袁世凯一死后他就隐居在天津呢。”

到天津已是中午，校董严修和校长张伯苓在车站迎候多时。老友相见，分外亲密，餐桌上谈了许多南开的趣闻。这严修和张伯苓可是著名的教育家，南开中学就是他们为传授新学一手创办的。这所新式学堂当时非常活跃，下午的演讲会就是三个学生团体联合发起的。蔡元培应邀演讲的题目是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同学们从报纸上听说了许多北大传闻，都想一睹这位大教育家的风采哩！

演讲会结束后张伯苓带他们来到校门口，这里竖着一面最能代表南开精神的“整容镜”。张伯苓神情自豪地说：

“自从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