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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轨道，应当说是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的结果。

所以说，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胡耀邦同志还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着建设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历史任务，没有理论上的大繁荣是不行的。他说：“革命理论和革命行动是互为因果的。所以繁荣社会科学，既是理论界、思想界的意愿，也是全国人民的意愿，也是现在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应当说是有了新的发展。我们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很难的事情。

在１９５７年前后，我们曾盲目地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很容易。

这好像有事实根据。

在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间，党开始提出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来认为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大约需要１５年，但结果只用了四年就基本上完成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张白纸上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想法。社会主义不是凭空建设的。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人说，可以到一个荒岛上去建立一个最理想的社会。

这是做不到的。

人们只能也必须在既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新社会。

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６年顺利地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同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的。这些条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农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等等。由于这种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实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但是，这时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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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如何充实和改进这个框架，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些绝不是很容易的，而是很艰难的。以为一切事情都很容易，就会引出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和违反客观规律的盲目行动。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左”倾教条主义者也曾把革命看成很容易的事情，好像只要依据书本上的几个条条，一往直前地冲锋，就能达到胜利。毛泽东和其他一些同志看出“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于是去认真地了解中国国情，探索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走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这才使胜利有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类似的情况。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用了二三百年时间。要建成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要花很长时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有特殊的困难。这是因为中国本身没有经过独立的资本主义时期，原有的底子很薄，“一穷二白”

，文化水平、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我们可以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前进得快一些，但不能主观地想象可以一步登天。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要采取各种过渡的形式，要经过各种必要的步骤，这些不是可以从书本里找到现成模式的。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同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需要我们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研究，创造性地提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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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指导行动，而理论来自实践。我们既不是盲目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能是对任何一个具体事情都在理论上弄得一清二楚以后才去做。我们党从总结实践经验中，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例如针对我国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状况，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该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这是符合于中国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无疑对于实践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实践中，又会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往往提出对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作出理论说明的要求。为了弄清楚这样做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出现某种情况是合理的，还是难以避免，但可以因势利导、加以改变的，如何解决实践中已经提出的问题，这都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

一般说来，改革中我们采取任何一个措施，只有利，没有一点弊，是不可能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