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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的研究又难免失之于描述非典型状况。情况如此，历史学家无

法取得一致的看法。然而，我们确实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的争论，如帝国晚期

经济的性质，帝国主义的冲击，２０　世纪经济在何处并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以

及农村生活水平是否并以何种方式处于恶化之中，等等。对如此广泛的经济

问题作出的答案，也已影响社会和政治史的解释。因此，这些经济问题构成

了逻辑上的出发点。

中华帝国末期的前资本主义商品化

在清代，商品化渗入了农业经济。绝大多数从事耕作的民众，可以自由

迁居和聚集在相互连结并通过市场结构与更大的贸易中心连结的小村庄里。

农民很可能既生产基本粮食作物，也生产商品、手工业品来补充他们的收入

和购买一些家庭必需品。地区间长途贩运基本商品，补充了地方商业。例如，

到　１８　世纪，江苏和浙江已不再生产足够的稻米来养活其大城市的人口，而由

长江中游肥沃的农业区来供应。①在条约口岸开放很久以前，沿海及长江流域

的区间大宗贸易就已存在。在上海和宁波地区，在清代，特别是从　１８　世纪后

半期起，集镇数量大为增加。原野上逐渐布满一些集镇，表明乡村经济与大

城市中心逐渐成为一个整体。②

① 关于这方面文献的综合评述，见马若孟：《中国经济和社会史中的变革与连续性》，亚洲研究杂志》第

33　卷第　2　期（1974　年　2　月），第　265—277　页。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的解释倾向，在

威廉？T。罗：《述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清初经济史的最近论著》，《清史问题》第　4　卷第　7　期（1982

年　6　月），第　73—90　页有综述。又见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居蜜《地主与农民：16　世纪至　18　世

纪》，《现代中国》第　6　卷第　1　期（1980　年　1　月），第　3—40　页；罗伯特？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

民起义：海丰县的社会变迁，1630—1930　年》（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8　年）第　6　章；阿里夫？德

里克：《中国历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观念：批判研究》，《现代中国》第　8　卷　1　期（1982　年

1　月），第　105—132　页。关于中国早期近代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中美最近成果的概要，见费维恺编：《宋代

至　1900　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美国代表团在中美学术报告会上的报告》。

① 全汉昇和理查德？A。克劳斯：《清代中叶的米市场和贸易：物价史论》第　59—65　页；何炳棣：《中国人

口研究，1368—1953　年》，第　289—291　页。

② 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收入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　397—405　页；伊懋可：《集

镇与水道：1480　年到　1910　年的上海县》，收入同书，第　470—471　页。

当然，商品化及与之相关的城市化，没有均衡地在全国各地发生。人口

密度与城市的发展，以在长江下游为最高。某些估计提出，这一地区尽管太

平天国叛乱时期人口大量死亡，仍然保持了它的领先地位；并且城市化最快

与最慢的区域之间的差距，在　１９　世纪扩大了。①长江下游持续不变的经济中

心地位表明，这是个发展的核心区域；先是从国内其他地方运进粮食，后来

又从国外输入粮食，并把该地的货物分散到其他区域的市场。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各种配合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