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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里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出现的同时，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爱国精神所激

发的由条约口岸报纸传播的真正舆论，变成了一个政治因素。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改良运动中，学者名流中间创立了行动主义的政治组织。这时，各类

上流人士与政治当权者发生冲突，并与之疏远。有些人转向外国的榜样和思

想，既谋求增强国力之道，也为了追求政治的或个人的目的。结果是知识研

究的范围和性质大为扩大，从而对儒家世界观及社会秩序的基本信条提出了

质疑。①

１９　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起源于边缘或贫困地区：客家人聚居的广西丘

陵地带，洪水肆虐的淮北平原，西南苗族部落的故土以及西南与西北的回民

区。然而，在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主要的政治活动出现在富庶的经济中

心地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了的长江下游，拥有富庶的农业区与新出现的

工业中心的长江中游。主要活动家也包括业已分化的上流人士中的新的社会

集团。

清朝的最后　１０　年间，中央政府的官僚首领与有地方根基的社会名流的竞

争，在中国的政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改良与改革风行一时，均为双方

所接受。问题是国家新的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潜力，应如往日一样继续集中在

④ 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　207—214　页。

① 见　M。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535—602　页。

官僚君主政体中，还是应该让这种潜力扩散，以便政策能反映政府以外上流

人士集团的主动精神。这个问题预示了国家对社会的关系的重大变化。这种

变化保证辛亥革命不会只是又一次王朝更迭。

１９１２—１９３０　年

许多人断言，辛亥革命几乎没有改变农村的社会关系；有些人甚至怀疑

它到底是不是一场革命。的确许多社会连续性经过辛亥革命仍然存在。工业

继续在中心城市——例如天津周围、南满以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沿海——增

长。尽管中央权力解体，军阀之间征战不已，但有些省份，如浙江仍比较稳

定，得以免于战祸。甚至有的地方，如广西虽时有战争，却常能不误农时。

政治活动与政治组织仍然集中在城市。

然而，随着新趋向的延续，程度上的不同逐渐变为性质上的不同。近代

经济部门比农业经济部门发展得更快。新的社会阶级借助于青年和妇女的解

放，继续改造旧的社会结构。同时，乡土文学与民间报纸，思想争论与动员

群众的思想，越来越有影响。皇帝与旧政权结构的消失，改变了法统，而且

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的性质。汉族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明显的关切——代

替了对皇帝的王朝的效忠。

其次，由于没有王朝制度，军权变成了更重要的政治因素，甚至超过了

太平天国叛乱结束之后所曾起过的政治作用，而且运用起来不受文官的控

制。这样的自由，在清王朝下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军权太分散，难于赢得

对全国的控制，于是出现了这个时期的第三个主要变化，即不当权的城市上

流人士努力动员下层阶级投身于政治。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展，是力图鼓励并

控制这种动员的新的超党派组织所企求的。与之相伴随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新政治思想体系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革命的目标与激进主义的性质都有改变。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上流人士

反对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度的叛乱。政治激进主义从支持反对清朝政治结

构的民族主义和种族的主题开始。社会激进主义也起而反对儒家权力主义的

家庭束缚。这一倾向终于发展到个人主义，要求进一步解放青年和妇女，热

中于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接着，在“五四”运动期间，激进主义被用

阶级的说法，重新解释为推动工人和农民反对军阀、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