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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命运之人’，他为环境所造。某种力量呼唤并引领他跨越了并非轻易就能克服的障碍。当前，我们甚至不应该左思右想，而是应当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融为一体：不是把他当作暂时的或者升迁的参照物——这样的人很多——而是应当创造性地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融为一体，因为他是一种机能，一种历史和地缘政治机能。这是‘欧亚’在转折时代的某种象征、意义和标志。我们应当给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政权加入欧亚主义的内容。”　而图克马科夫坚信，恰恰是普京应当依靠军队成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图克马科夫感叹道：“除了俄罗斯总统，上帝还会派谁去拯救即将灭亡的民族，使其不至陷于深渊，又能让谁从老爷和长官变为俄罗斯人民的领袖呢！他用以温暖人们心灵的应当是义无反顾的、炽热的民族使命感，而不是无精打采的新年致词。只有这样，他才有权骄傲地说：‘我是俄罗斯总统！’”

意识形态的抉择（8）

当然，弗拉基米尔·普京不能、也不应该说自己仅仅是“俄罗斯人的”总统。在2000年的总结报告中，普京总统请求俄罗斯公民不要把他看成是象征、救世主或者功臣，而是俄罗斯人民临时任命的经理和管理人。这项工作是艰巨的，为了保证工作成效，需要俄罗斯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的公民都来协助俄罗斯总统。

中左派政党和运动

政治观察家通常把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流派和政党划入温和的左翼阵营，或者左翼中派。90年代初，在俄罗斯出现了几个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党”，它们属于右翼政党联盟，处于政治派别的右翼。但是后来，在1990～1995年间，这些党派随同民主阵营的其他政治组织一起削弱并消亡了。政治生命较长的是左翼中派的社会民主党派和社会主义党派。在2000～2002年，从柳德米拉·瓦尔塔扎罗娃的“劳动者社会主义党”和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多罗夫的“劳动者自治党”，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社会民主党”和伊万·雷布金的“俄罗斯社会主义党”，这样的党派在俄罗斯共有十几个。尤里·彼得罗夫的“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尼古拉耶夫的“民权和劳动联盟”、阿列克谢·波德博利斯金的“精神复兴”、安德烈·伊萨耶夫的“劳动联盟”等也主动归入左翼中派。目前，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的“俄罗斯复兴党”也想挤进左翼中派的队伍。所有这些政党和联盟的纲领性文件都大同小异，然而各党派领袖及其背后政治集团或经济集团的不同利益，妨碍了俄罗斯左翼中派各政党实现联合。

1998年3月，众多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在莫斯科联盟宫的圆柱厅聚集一堂，为庆祝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100周年举行隆重集会。在大会主席台和前排就座的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尤里·卢日科夫、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柳德米拉·瓦尔塔扎罗娃、奥列格·鲁缅采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尤里·彼得罗夫、安德烈·尼古拉耶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多罗夫、加夫里尔·波波夫、罗伊·麦德维杰夫、根纳季·斯克利亚尔、亚历山大·马里采夫、伊万·雷布金。当很多演讲人讲到俄罗斯所有社会民主力量联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不过大会结束以后，会议参加者也就各奔东西了。

众所周知，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政治组织和一种世界意识形态已经生存并发展了130多年，20世纪初的列宁主义仅是其最为激进的派别之一。共产国际成立之后，新的政治力量核心在政党建设中遵循的激进意识形态排挤掉了较为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形式。50年代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宰了地球上将近三分之一人口的智慧，然而在80年代，这一意识形态初现颓势，随之开始了毁灭的进程；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目前在大部分西欧国家领导政府的不是自由党、保守党或基督教民主党，更不是民族主义党派，而是温和的社会民主党，它们之间通过“社会主义国际”的民主机构保持联系。

欧洲的社会民主人士很想支持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充斥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混乱和争权夺利令他们非常失望。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工业发达国家早已发展得非常具体，它在俄罗斯的变体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党派的纲领性文件中。社会研究表明，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可以在当代俄罗斯获得15％～25％的选票，从而构成左翼中派的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