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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快三个月了，还是头一次有教授发表声明，请听课的人进行反驳的。

祝庸之上课与其他党校教授最大的不同，就是喜欢和学员们互动，在讲台上讲着讲着，会冷不丁提出一个问题来，甚至点名要学员来回答，让听课的人不得不跟着他的讲课思维走。

当然，大家愿意听祝庸之讲课，并不在于他讲课的生动有趣，更在于他讲课有思想，有观点，有分析，有批判，这样的课一讲出来，学员们听着听着就会感到茅塞顿开，犹如醍醐灌顶，淋漓痛快。

祝庸之开篇第一句就是一个问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请问，这句话是谁说的？”

大概是黄平的秃脑袋比较显眼，祝庸之先点了他来回答，黄平摇摇头说，不知道。

“你呢，你知道吗？”祝庸之又问坐在前排的季萍媛。

季萍媛脸一红，说：“好像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说的。”

温纯举起手，回答说：“明朝清苑县知县唐成。”

“好。”祝庸之点点头，又严肃地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座的各位搁在那个朝代，大概也就是一个七品左右的芝麻官吧。我请问，如果你们不当官了，回家卖红薯能养活一大家子吗？”

底下一片哄笑。

祝庸之这次没有点人来回答，而是说：“我想大家的哄笑已经回答我了。卖红薯不是你们的专长！这好比我老夫子当不了官，只能在这里跟大家磨嘴皮子挣口饭吃，课讲得不好，大家把我轰下讲台，我就没有饭吃了。同样，当官是你们的一个职业，所以，你们必须把官当好，否则早晚会被轰下台去，砸了自己的饭碗。”

教室里寂静无声，只有祝庸之的声音在回荡，时而轻缓如清风细雨，时而急促如暴风骤雨。

祝庸之首先论述了县官们的特殊性，他说：

“县为国之基，民乃邦之本”，从秦设立郡县制以来，县，在中国一直是独特而重要的区划。相对于中央来说，县是最完整的微观国家；而相对于社会来说，县又是离其最近的现实国家。

在民间，你们常常被称为“父母官”，这个叫法似乎有违“人民公仆”的官方定义，但是，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也折射出你们身上所承担的现实社会责任。你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关乎一方经济社会发展，更关乎一方百姓福祉，也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

祝庸之幽默风趣的开场白一下子吸引住了在座所有的听课者。

第353章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郡县治，天下安。县处级官员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职位，也是当今承担责任最重、工作最辛劳的人群，你们才不愧为共和国的脊梁。”祝庸之列举的数据翔实，事例典型，充分论证了县处级官员的重要地位，描述了他们“在其位谋其政”的酸甜苦辣，一下子拉近了与听课者的心里距离。

说到县官们的难处，祝庸之几乎点名道姓在举例证。

祝庸之一会儿说蔡文志“到上面跑项目，对方说喝一杯酒给10万元，他一口气连喝了28杯。酒后到医院打吊针折腾了一个晚上，最后答应的资金还是只到位了一半。”

一会儿说李喜良“为了应付来自上级部门的领导和各种名目的检查评比，马不停蹄奔走于一个又一个晚宴，陪领导喝酒吃饭，一个晚上竟然陪了8顿饭，喝的酒自己都数不清多少了。”

在临江市县官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县委书记碰到一件难事，去市里找领导，人家说你是一家之长，谁的孩子谁抱走。回来找县长，人家说你是书记，你都办不了，我更办不了。回家跟老婆孩子说，老婆说你整天不回家，一回家就说工作，出去！”

当祝庸之把这个笑话讲出来，全场又是一阵哄笑，笑得很开心，也很无奈。

等大家笑声住了，祝庸之又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县委书记来省委党校报到学习，进了他的宿舍，突然发现行李怎么没了？你们猜猜是怎么回事？”

课堂上议论纷纷，说出来的答案五花八门，可祝庸之一直在摇头。

到最后还是祝庸之解开了谜底：“这位县委书记下了飞机直接就打车来了党校，他没有养成自己取行李的习惯，他养成了被伺候的习惯。”

全场哗然，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仔细一琢磨，完全反映了某些官员的实际心态和状态。

“我们的有些干部，讲政策不如上访户，**律不如钉子户，讲经济不如个体户……这样的官员，是不是该砸了他的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