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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用，而根本在于政教风俗。洋务派极力效法西方的所谓〃长技〃，其实只不过是其〃末节〃而已。他的这一思想变化，清晰反映在各个时期他对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和活动家作出的不同评价上。在他的日记里，清晰记录了这位翰林公多次赴英国议会学习西方*制度，而且，亲身感受了欧洲的议会政治〃定法、执法、审法，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①。他早被推誉精于洋务，而亲临英伦，让他的思想境域更进一层。在这个过程里，他目睹耳闻，形形色色，透过实际生活经验与观察，得以掌握大英帝国的第一手资料。

一踏入英伦，他便积极出入于沙龙、舞会、歌剧院等社交场所。渐渐地，他理解了另一种文明。从此以后，他有了新的视角去省视自己的多灾多难的父母之邦。1879　年，他辞去驻英法公使之职离开伦敦，临行前，向维多利亚女王辞行时，竟带上了如夫人梁氏，这又开了清代官场对外礼仪的先河。出使伦敦期间，他为使馆人员议出一个章程，名曰〃五戒〃，宣布即日起无论长官或仆役一体遵行。五戒即：一戒吸食鸦片，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外出游荡，五戒口角喧哗。这可以看做是他面对不同文化环境，汲取其优秀成分，并立足于本位文化，克服自身劣势，所作出的及时应对。

在英国的三年间，他被英人誉为〃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在英国，他终于发现了西方富强的原本所在：〃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这使他成为质疑〃中体西用〃的第一人。在英国期间，他还被推为〃国际法改进协会〃年会副主席。光绪四年（1878），他在一次与英人的讨论中，热情地描绘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蓝图，即在保留皇帝的前提下，其他一切，包括各项政治制度都要全面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新时代的〃*〃和〃民权〃似乎都在这里隐约可见了。他虽然批评舍本逐末的洋务思潮，但并未因此裹足不前，他同样深刻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等经济活动在强国之路上的重要作用。

他由此开始注意到中西经济生活领域的诸多不同。他与英国著名的铁路专家史蒂芬森书信往来，讨论中国修建铁路事宜；在广泛接触到欧洲工业文明之后的他继续放眼西洋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并开始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来探索英国繁荣兴盛的原因。他诚恳地向井上馨、马格里等询问研究财政经济应当读什么样的书，得知了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以及詹姆斯·　密尔的《经济学》等经典著作；后来还反复与英、日学者和官员讨论中国的税收、矿物和铁路造价。他对英国官吏根据薪俸纳税的法则大加赞赏，并大胆地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在专制国家是行不通的。西方各国的政治家都十分关心商业的举措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发现西方富强的原本（2）

他认为谋求中国富强也要先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为最终引进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奠定物质基础。他大胆主张开埠通商。在光绪八年（1882）七月十八日的奏折中，他说古往今来治理国家，都是要招徕商贾，没有谁会把闭关绝市当做仁义来施行的。他还说多开一个口岸就多一个口岸的税收，对国家有利，对老百姓也没有坏处。他呼吁撤销出海禁令，鼓励人民从事近代造船业。他说，如果老百姓能够制造火轮船，那就可以和洋人夺利，这和战场上的争夺胜利没有什么差别。

他在出国之前对政治改革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和笼统，仅仅集中在对朝廷法度和纪律的剖析上。而这时他的许多思想行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似乎已经走得太远，大大超出了封建制度本身所能调节的范畴，因而几乎受到举国士人的讥嘲和辱骂。他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只能败下阵来。最终他选择了脱离官场。今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将他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与价值观的认定置于某些军事力量的观察与物质条件的比较之上。然而，这是郭嵩焘的悲哀，也是中国近代化的悲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后，历史似乎依然走上了当年他指出的那条道路，所不同的只是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而已。

难能可贵的是，他早就提出：〃中国五千年政教，其遗留必有可观，正须与泰西相与比较，以考之其得失。〃①他概括了英国富强的原因，推原其立国本末；　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　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　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　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　迭盛迭衰；　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　人才学问相承以起；　而皆有以自效；　此其立国之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