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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瑞安，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②

他在解释西方现代〃文明〃概念的时候已经视之为综合概念，并明确指出这一概念从来就有其对立面。如薛福成在其《出使四国日记》中所说：〃欧亚诸国，不与中国相通则已；通，则其教未有不互行者。余是以知耶稣之教之将衰，儒教之将西也。〃①一直到梁启超，即使是在他们游历了欧洲后，其思想也并未摆脱如是集体想象的束缚。

鸦片战争使中国文化精英开始探索英伦之旅（3）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屡败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由此唤起了部分开明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意识。而实际上，在马戛尔尼使华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英文化交流仍以英国为接受主体，探讨中国所给予的影响，但从此也进入了上一历史的尾声，以中国为接受主体与英国的接触以及从英国所获得影响。以鸦片战争为转折点，此后的中英文化交流绝大部分属于中国从英国的〃拿来〃与借鉴。

相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多年以来，英国一直是个强国，一强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一个国家的兴衰轮替，就不能说与这一国人民的性格习气一无关系。其中近代中国人中的优秀分子对英国国民性的观感，对英国社会政治性格的分析，至今仍然能够启迪我们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观察，对中西世态人情的体悟。这是国人要认真思考的。所谓英人为行动之人、法人为思想之人、西班牙人为感情之人……而英人的心理中心在意志，他们的生命趋向于内在力量和外在力量的冲突。这一切，尤其到了近代史上的另一个关节点。在1895　年以前，相对于儒家学说，西方思想还只是一种补充性的知识来源，但到了此时，它已经俨然成了替代性的意义系统，成了合法性的权威。②

在后来持续的行游英伦与反思自身的过程中，人们逐步意识到，中国在接受西方时，过分强调物质的作用，与当时的日本〃脱亚入欧〃的方式不同，无论是洋务运动的践行者还是全面西化的倡导者，都未能在精神上、在扭转社会风气上下功夫。③然而，即使到了民国，强烈的压迫感使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在伦敦住不下去，即或住了下来，这种强烈的压迫感也未必释然。老舍在英国居住了五年，而在他的作品中，凡提到英国人，很少有褒赞之言，尤其是对英国人信仰的基督教，更是不乏微词。

自晚清以来的中国几乎无法摆脱中西文化冲突的思维方式，在早期的认识中，如所谓：〃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①两种体制、两种文化思潮的交互激荡、纷争与对话的一个侧面。19　世纪以来，中国人将时段上的文化差异同时转换为空间上的差异，这是一个现代性的差异，这个转变来自前所未有的〃两个世界的撞击〃。那些经常用〃中体西用〃来割裂现代文明的说法，如王韬在《漫游随录》中写道：〃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辞章。其用可由小而至大。〃②近代中国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先是建立新式军事工业、民用企业以及修建铁路，进而转入文化接触。如徐志摩之于雪莱、老舍之于狄更斯……如果说中西文化比较是19、20　世纪的世界性重大问题，那么它首先发生了〃自性危机〃的重大问题。譬如鲁迅所言：〃有的中国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这在一段时间里，是留学归国者中的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如钱钟书的《围城》中，受嘲弄的苏小姐……说她在里昂大学〃做了一篇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的论文，新授博士〃。充当中西文化交流渠道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免陷入了首鼠两端的焦虑状态之中。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鸦片战争使中国文化精英开始探索英伦之旅（4）

中国文人一向置身于统治阶层的官僚体制之中，读的是圣贤书，满口仁义道德，以天下为己任，以为天下大同；到现实中却乐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国家没有责任感，没有国家自立自强的意识；且远离社会生产，视〃治大国若烹小鲜〃，喜欢在书斋里